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一本臭名昭著的小冊子--《給予腐敗信條的致命一擊》出版了。這本書通過將基督教徒道格拉斯教授與在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早期基督教徒進行全麵地比較，以達到譴責道格拉斯教授的目的。本書作者地位與長江水師將軍相比，不相上下，但是長江水師將軍彭玉麟早在1824年暴力迫害基督教徒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就已經發行了大量的此類小冊子。之後，彭玉麟還發起過對外國人的令人毛骨悚然且荒謬的指控。他認為外國人為了取中國兒童的眼睛和身體其他部位入藥而謀殺了大量中國兒童。天津以及周邊地區的愚民們居然毫不猶豫地相信了彭玉麟的指控，這使得一些真正的慈善家死於非命。
從表麵上看，這些醫療傳教士在中國人眼裏的確比一些壞人心眼還要壞，因為他們曾展出人骨以及裝有人體器官的瓶裝標本事在中國已經人盡皆知，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接受這種以人體器官做標本的做法。在中國，還有人斷定醫療傳教士的家中一定還有人體標本。
瓶裝嬰兒標本的展出是揚州教案發生的導火線。當時揚州修女鼓勵人們將死嬰帶到育嬰堂受浸這一舉動，使得它遭遇了跟天津修女會一樣的不幸。
修女在當時的中國並不討人喜歡，中國的僧侶道士也都無法逃脫這種命運。因此，在中國的羅馬天主教徒們更不用妄想會有什麼好的待遇了。
中國並不是唯一一個把違背傳統看做是違背倫理道德的國家。一些傳統在中國有種特別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似乎無處不在。當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的時候，他們發誓一定要與這些傳統抗爭到底。他們禁止信徒祭拜祖先、蔑視聖賢，否定民眾心中之神靈、風水規則，他們還認為人權高於法律並時常恐嚇當地政府官員，同時，還鼓勵婦女去爭取無限自由的生活。如果有野蠻的居民毀壞教會建築，他們會通過武裝力量對其進行報複，當然，進行經濟賠償也是必須的。中國政府官員猶如出納員，將白花花的銀子雙手奉上，接著，新的港口城市也會被迫開放，外國人順理成章取得這些城市的居住權。
雖然中國不同的階級對基督教有著不同程度的不滿，但對於中國從上至下所有階級都特別抵觸基督教這一事實，我們也能夠理解了。基督教企圖讓基督教信條取代孔子、孟子以及其他被人們推崇的哲學家製定的生活準則，這讓中國的文人們抱怨不斷，他們認為基督教宣道者冒犯了中國聖賢；傳教士聲稱要與政府官員平起平坐，引起了政府官員強烈的憤慨；新的教義嚴重否定中國的傳統習俗和節慶，引起普通民眾的仇恨。所有的不滿都源於一處，這使得所有的階級能夠緊密結合在一起，並形成一條統一戰線一致對抗外來宗教侵略者，這導致幾個世紀後，中國的基督教徒總人數仍不到一百二十五萬。實際上，早在九年前，帕克教授估計隻有五十萬人。
在天津教案之後，中國政府關注的側重點在於，如何避免此類事件重蹈覆轍。一些曾經與“西方野蠻人”打過交道的政府官員清楚，通過殘害基督教徒的方式消滅他們是不可能的。即使對於攜帶武裝力量暴力闖入中國的外國人而言，這樣的方式也注定失敗。既然徹底消滅是不可能的，那麼能做的隻有協商。
恭親王和他在總理衙門共事的一些開明的同僚們開始著手找出一個能夠讓所有人滿意的方法。雖然發起者是他們，但此方法的施行，必須要取得慈禧太後的同意。由於恭親王等人以平和的態度接見了西方列強代表，這避免了事態的惡化，減少了一些不必要的衝突和矛盾。
盡管西方列強對中國當前的困境員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地，但他並沒有跡象表明要幫助中國度過難關，真為他們的行為感到可恥。西方列強駐北京的代表似乎不願意無私地讓中國政府圓滿地結束一場暴亂。
在天津教案之後，各國公使受到了總理衙門的照會，照會中附上了一些清政府關注的傳教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一個叫作亞曆山大·密吉的英國評論家在《中國與基督教》公開承認過總理衙門是可以信任的。他幾乎是唯一一個主動肯定總理衙門的人。經過仔細研究，他還列出了一些事實來表明恭親王和他的同僚們為維護中西方友好關係正努力尋求一種可以平衡二者之間關係的方法。同時，他還列出一些關於中國對西方不滿的具體事例，這些都是非常具有說服力的。也許他說過的最廣為人知的一句話就是上文曾經提及過的，即：“傳教士似乎企圖在中國建立政府中之政府，主權中之主權”。中立的西方觀察家對傳教士這顯失公平的做法從未否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