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大量記載政治活動，係統地對文化史、經濟史、思想史、科技史，以及民族、地域、風俗習慣、文物、藝術、宗教等內容作了記述，全麵反映了人類曆史的本來麵貌和當時的全部文化成果。以司馬遷與西方曆史學之父希羅多德相提並論；殊不知希氏所著之九卷曆史，僅敘希波戰爭，兼及埃及和西亞等地的地理、風俗，雖說描寫生動、文采可觀，但其書的組織體係、記事方法和範圍，若與《史記》130篇煌煌巨製之紀傳體通史相比，不免遜色很多中國古代史籍之豐富曾使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歎為觀止，他認為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與之匹敵的。史聖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的曆史學方法，使我國史籍得以豐富而名列世界之冠。司馬遷與《史記》，不僅是中國人民的驕傲，也是世界人民的驕傲！司馬遷《史記》一書是在這樣的時代和社會中寫成。司馬遷所生活的時代和所處的文化環境主要有以下三方麵：
漢高祖劉邦公元前202年戰勝項羽，做了皇帝，國號漢。他初都洛陽，不久即定都長安，史稱西漢。西漢初年，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之爭，連年戰亂，人民大量地死傷流亡。名都大城的人口銳減，比著戰前隻有十分之二三。老百姓家裏毫無積蓄。皇帝想要配齊四匹一色的馬來拉車，都辦不到。丞相和將軍當時隻好乘坐牛車。麵對社會經濟凋敝的嚴酷現實，積極恢複和發展生產的種種有力措施，使社會經濟日趨繁榮。
武帝公元前101年即位。武帝初年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了顯著的變化。在農業發展的帶動下，商業活動也十分活躍。《史記·貨殖列傳》載當時的情況，“海內為一，開關梁。馳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經濟的繁榮不僅促進了西漢政權的鞏固，也為司馬遷撰寫《史記》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劉邦在楚漢之爭時，為了加強自己的勢力，以最大限度地孤立項羽，采取了分封異姓王的辦法，承認割據勢力的存在。在戰勝項羽之後，劉邦便斷然消滅了異姓諸侯王，接受“秦孤立而亡”的教訓，大批分封同姓諸侯王，想借此藩屏漢室，以保證劉氏政權的長治久安。文帝時，梁王太傅賈誼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認為當時形勢有“可為痛苦者一”的，便是諸侯王強大難製。對此他感到痛心疾首，提出了“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主張。文帝按照賈誼的建議把一些王國分小，以削弱大諸侯王國急劇膨脹的勢力。景帝時，野心勃勃的吳王劉濞以鑄錢、煮鹽謀利，“國用富饒”，他“修兵革，聚穀食”，不斷擴充勢力，景帝迫不得已，采納了禦史大夫晁錯“削藩”的建議，而遭到各諸侯王的堅決抵製，他們打著“清君側”的旗號，發動叛亂，這就是西漢曆史上所謂的“吳楚七國之亂”。經過3個月的決戰，七國叛亂被平定下去，西漢集權得以鞏固。繼景帝“削藩”之後，漢武帝於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又接受了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允許諸侯王推“私恩”把國土分給子弟為列侯，使封國由大變小，削弱諸侯的勢力。以種種嚴厲的辦法，削奪侯國封君的爵位。對於地方豪強勢力，武帝采取了繼續推行漢初以來遷徙豪強的辦法，把他們遷到關中，置於中央政府控製之下，“內實京師，外銷奸猾”，做到“不誅而害除”。還采取了限製丞相權力的措施，大權獨攬，成為一個真正統治的皇帝。漢武帝憑借漢初數十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在他在位的五十多年中，對內多所建樹，對外連年用兵。改變了漢初對匈奴和親的政策，訴諸武力征伐。經過多次戰爭，漢軍屢戰屢勝，匈奴力量大大削弱，無力南下，出現了“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的局麵，基本上解決了北方匈奴邊患的問題。武帝又向四麵八方開疆拓土，征閩越，通西南夷，討朝鮮，並探險西域，大大擴展了西漢的勢力。這對司馬遷寫作《史記》時，能把視野擴大到大宛、朝鮮、匈奴、西南夷等邊遠地區，首創國內各民族地位平等，樹立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概念，具備了客觀的條件。司馬遷暢行無阻地遊曆全國，考察地理形勢，了解風俗民情，搜集遺聞軼事，對《史記》成書的幫助之大。
漢武帝為了鞏固政權，還頒行了一套新的選官用人製度，即“察舉”和“征召”之製，不拘一格地選拔和重用人才。因此“群士慕響，異人並出”。史書稱：“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軾，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碑，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製度遺文，後世莫及。”（《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讚》）人才之盛。西漢在武帝時期走上了它的盛世。二、司馬遷不僅生活在一個人才濟濟，群星燦爛的偉大時代，還處在一個文化氣息和學術精神十分濃鬱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