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推見王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司馬遷是強調文學作品必須通過“諷諫”，才能實現其本身的社會價值的。
“諷諫”是要冒極大風險的，弄不好，非但達不到“諷諫”的作用，甚至還會招來殺身之禍。司馬遷為了遠禍避害，提出了“辭隱文約”的寫作方法，借以體現文學作品的諷諫內容。他在《自序》中說：“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誌之思也。”他深明孔子著《春秋》之苦心孤旨，說《春秋》“約其文辭而指博”（《孔子世家》）。他又十分重視屈原《離騷》“辭隱文約”的寫作方法，他在說：
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司馬遷所提出的“辭隱文約”的寫作方法也是有淵源的。
李長之先生說《史記》“盡了諷刺的能事，也達到了諷刺技術的峰巔”（《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這話很有道理。他說司馬遷的諷刺目標，“廣泛地說，他所諷刺的就是他所處的朝代——漢。詳細說，他所諷刺的是漢代得天下未免太容易，有些不配；是漢初的人物——自帝王以至將相——之無識與不純正；是漢朝一線相承的刻薄殘酷的家法；是武帝之愚蠢可笑，貪狠妄為”（同上書）。以《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為例，欣賞得知司馬遷運用“辭隱文約”的筆法：
漢五年，已並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於是叔孫通使征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麵談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競朝置酒，無敢歡嘩失禮者。子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
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司馬遷對劉邦、叔孫通二人的譏諷，是通過敘事表明出來的。這段文字，堪稱妙筆。漢五年，劉邦手下群臣飲酒爭功，亂作一團，毫無秩序，“高帝患之”。到了漢七年，經叔孫通製定禮儀，表演一番，“竟朝置酒”，而秩序井然，“無敢歡嘩失禮者”，於是劉邦興高采烈，說他時至今日才知道當皇帝的尊貴，把劉邦一副無賴的嘴臉勾畫得惟妙惟肖。同時，也反映出叔孫通等儒生極盡諂媚之能事，以利祿為人生目的的低下人格。更妙不可言的是，當叔孫通被兩個儒生所罵時，他竟不以恥，反說人家是“鄙儒”，“不知時變”。當叔孫通為他手下弟子儒生要得官位、並分以金子以後，這些儒生竟喜得手舞足蹈，大捧叔孫通，稱其為“聖人”，說他“知當世之要務”。司馬遷就是這樣通過對話、細節的描寫，把叔孫通的阿諛奉承和劉邦的無賴形象寫得活靈活現。這種不露鋒芒的寫作方法，其效果甚至超過鋒芒畢露者，說明司馬遷運用辭隱文約的筆法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令人叫絕。三、司馬遷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教育作用。
《史記·樂書》中的論述便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這一文學觀點。在我國古代，詩歌與音樂本是不分的，《虞書》說：“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水，律和聲。”就是從音樂的角度來論詩的。《史記·孔子世家》說：“（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自己也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論語·子罕》）說明古代詩樂結合，詩必有樂的情況。《荀子·勸學篇》中說：“詩者，中聲之所止也。”楊倞注說：“詩為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這是給詩下的定義，也是給樂下的定義。《論語·泰伯》中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就是說詩教的作用，必待合於樂，然後方能在社會上得到廣泛的應用。司馬遷對音樂的看法和觀點，對文學的看法和觀點。他在《樂書》中說：“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史記·正義》解釋說：“言不樂至荒淫也。”說明作樂的目的，在有益於社會風俗的教化。他更明確地說明了詩教的作用就在於：“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
他說：“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即用音樂、詩歌來培育人們的禮義觀念，用音樂、詩歌來培育人們合於社會的道德觀念。
司馬遷強調文學的教育作用，強調文學應該輔助國家政教的推行。他從文學應當有益於社會人心出發，批評漢武帝濫作樂歌。漢武帝得神馬，便作《太一之歌》，得大宛千裏馬，又作《天馬歌》，《樂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