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運用對比手法描寫人物，善於在同一傳中，將一人與另一人或另幾人作對比，還善於使不同人物在不同傳中遙相呼應。如《魏公子列傳》與《孟嚐君列傳》、《平原君列傳》、《春申君列傳》之間的對比。魏公子的性格、形象正是在與孟嚐君、平原君、春申君等人的多方麵、多層次的對比映襯中突現出來。如孟嚐君為裝點門麵，圖取虛名而養士，與魏公子信陵君“能以富貴下貧賤”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孟嚐君所養之士，完全是為他的一己的利益而效力賣命。馮諼買義薛地，是為了給主子謀求退身之路；客中的雞鳴狗盜之徒，也隻是幫助他在危難之中化險為夷，脫出困境。而魏公子信陵君所禮遇之人，則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緊要關頭，用生命幫助公子與敵人展開鬥爭。前者養士，養者與被養者，主子與奴才之間，隻存在個人恩怨，以及庸俗的收買與被收買的關係；而後者的養士，是建立在“禮”者與“賢”者的共同理想基礎上的，他們的行為，不是為感報一己的知遇之恩，而是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前人曾評論戰國時代以養士著名的四公子時說：“三公子好士也，以自張也；信陵之好士也，以有魏也，嗚呼同！”（《史記評林》）比較之中，突出了魏公子信陵君無私坦蕩的胸懷和以國事為重的高尚品質。再如《李將軍列傳》與《衛將軍驃騎列傳》之間的對比。李廣一生廉潔奉公，“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每遇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嚐食”。而霍去病則是“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土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踏鞠，事多此類”。二者恰成鮮明對照。
六是，選用個性化的語言以表現人物性格。從司馬遷《史記》來看人物傳記的語言生動形象、豐富多彩，特別是不同人物那些富有個性化的語言，給人以極為深刻的印象。司馬遷為人物立傳，非常善於選用在特定環境當中最能表現人物性格的語言，有力地增強了他的人物傳記的生動性。
《張儀列傳》中寫張儀遊說楚國，沒有成功，反被誣為盜賊，挨了一頓痛打。回家之後，他與妻子有一段風趣的對話：
其妻曰：“嘻！子毋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幾句對話，生動傳達出張儀夫妻之間的親密友誼，表現張儀頑強不屈的性格和憑口舌遊說的自信心理。《項羽本紀》中寫楚漢之爭時，項羽把劉邦的父親置於切肉的砧板上，以煮其父相威脅，司馬遷描寫道：
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正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麵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工怒，欲殺之。
寥寥數言，把項羽的急躁殘暴和劉邦的無賴麵容展示出來。
司馬遷準確地寫出每個人的獨特語言，使人聽其聲而知其人。如《張丞相列傳》中寫劉邦想廢掉太子劉盈時，大臣周昌力諫的一段：
周昌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爭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度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短短幾句，連用“期期”二字，把周昌敢於直諫的性格和因口吃愈急愈不能言的情態刻畫得惟妙惟肖。
如《陳涉世家》中寫陳勝反秦獲勝，自稱為王之後，傭耕之時的故友入宮求見。這農夫一進宮，見到陳勝住的地方如此富麗堂皇，於是驚歎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夥頤”是楚地的方言口語，司馬遷在這裏模擬農夫的口吻語態，既寫出了鄉村農民天真淳樸的神情，也從側麵反映了陳勝大功告成之後的奢侈生活，為其以後的失敗埋下了伏線。又如呂不韋出身商人，當他看到秦昭王的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子楚在趙國作人質，處境可憐，就想利用他“以釣奇”時，遂說：“此奇貨可居也。”這“奇貨可居”四個字，是典型的商人口吻。王溫舒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酷吏，因沒有完成殺人計劃而頓足長歎：“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這是典型的酷吏口吻。在見到出遊的秦始皇後，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也。”劉邦則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而傭耕時的陳勝又說：“嗟乎，燕雀安知鴻鵲之誌哉！”這雖然都是“造反者”的口吻，由於各人的出身不同，其出言亦不同。清代吳見思在《史記論文》第七冊《魏其武安侯列傳》中說：“其寫醉語、怒語、對簿語、忙語、閑語，句句不同。至武帝亦不直武安，無奈太後何，亦欲廷臣公論，乃諸臣竟不做聲，遂發作鄭當時，是一肚皮不快活語，一一入妙。”司馬遷駕馭語言的技巧。成功地運用了各種藝術手法，《史記》的藝術魅力才能千古不衰。
《史記》既是我國古代傳記文學的正式開端，又是我國古代傳記文學最為卓絕的代表。《史記》對後世文學的影響，首先當屬散文。宋強幼安說：“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何可一日無此君’也”（《唐子西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