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司馬遷對道德和物質利益的關係闡述得已十分清楚，在道德觀念和物質財富之中，物質則是起決定作用的，它是道德觀念產生的物質基礎，而道德觀念則是受物質利益製約的。
二，肯定人們追逐物質利益的進取精神。司馬遷把追求物質利益看作是由人的天性所致。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說：
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塚鑄幣，任俠並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琴，榆長袂，躡利履，目挑心招，出不遠千裏，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客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阝亢穀，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銖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把人們追逐物質利益的遮羞布徹底撕開，肯定了人們奮發有為的進取精神。司馬遷敢說實話，揭示了人們追求物質利益的實質與動因。但他把剝削階級惟利是圖的本性說成是普遍的人性，顯然是形而上學，並不足取。
三，讚同國家對經濟活動采取不幹涉政策。司馬遷讚同漢初的“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開放政策。認為漢初之所以出現了“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繁榮局麵，是因為實行了開放政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還把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對策歸納為：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因之”是上策，“利道之”、“教誨之”、“整齊之”是中策，“與之爭”是下策。所謂“因之”，即依據經濟發展的趨勢，聽其自然，采取不幹涉的政策。他在《平準書》中敘述了“因之”政策：“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與之爭”的政策被司馬遷視為“最下者”，這是針對漢武帝所實行的鹽鐵、平準等抑商政策而發的議論。至於“利道之”、“教誨之”、“整齊之”，都是指對經濟活動給予一定的製約和幹預。
主張放任政策在《貨殖列傳》中說：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做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司馬遷是主張政府不必以行政命令幹預經濟活動的。他列舉了各地的豐富物產，“皆中國人民所喜好”，由農、虞、工、商分工合作，互通有無，反對政府“發微”這一強製政策；他認為，每個人隻要“任其能，竭其力”，即可滿足對物質財富的欲望。因此，政府也不必幹涉民間的經濟活動；他認為不必統一物價。此處物價低，商人自然到價格高的地方去賣。他還認為，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像水一樣從高處往低處流，日夜不停，“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所以，他認為這種政策是“道之所符”，“自然之驗”。
四，反對秦朝以來的重農抑商的政策，主張農、工、商、虞四者並重。
在秦代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把商人視為罪犯一類。漢承秦製，也把商人作為賤民對待。漢初規定商人另立戶籍，稱為市籍。對商人采取各種形式的人身汙辱，如不準穿絲綢衣服，不準乘車騎馬，不準攜帶武器，不準購買土地，不準做官等規定，違者嚴懲。漢武帝時代，實行均輸平準政策和禁榷製度。沒收商人的財產，給商人以嚴重打擊。在社會上一片賤商的聲浪中，司馬遷卻慧眼獨具，清楚地看到了商業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毅然為商人立傳，大力歌頌他們的聰明才智。
他在《貨殖列傳》中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把商業同工業、農業、虞業相提並論。他還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充分肯定了商業活動對繁榮經濟的作用。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讚揚了計然的商業理論，並說由於勾踐實行了計然的這一措施，從而使越國取得了“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的效果。他把商人稱為“賢人”，還要讓後世人學習他們的致富經驗，這就足以說明商人在司馬遷心目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