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不在乎陳涉的出身，把他視為反對秦暴政的一個英雄，並強調他的首事之功；且與湯、武、孔子相提並論，說明陳涉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司馬遷在探究人才之得失關係到國家的興亡，關鍵在於知人善任。國家興亡的原因時，注意到了人才的巨大作用及其對社會的深刻影響，在《楚元王世家》中說：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體現了他的人才之得失關係到國家興亡的思想。他認為春秋時期的齊桓公之所以能稱霸於天下，主要是因為選用了管仲這位難得的人才。
司馬遷在《高祖本紀》中說：
高祖置酒名隹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請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愧鑲，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從對話中看出，盡管劉邦的個人品德遠不如項羽，但他能做到知人善任，人盡其才，最終戰勝強敵項羽而取得天下。
司馬遷在《匈奴列傳》的“太史公曰”中說：“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充分反映了司馬遷得人才者得天下的思想。
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從實踐中磨煉出來的。秦漢之際，風雲變幻，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
劉邦手下的戰將謀臣，不少人都是出身微賤，隻因順應了時代的變化，才成為風雲一時人物。蕭何、曹參都是小吏，後來都做到丞相，“位冠群臣，聲施後世”。淮陰侯韓信原為布衣，曾受胯下之辱，乞食於漂母，卻有“連百萬之軍”的才能，因戰功而拜將封侯。周勃是一個編織工和吹鼓手，卻成了保衛劉氏天下的功臣。夏侯嬰是個車夫，樊噲是個屠夫，灌嬰是個小販。這些人恰逢時機，一個個脫穎而出，大顯身手，彪炳史冊。從司馬遷對這些人才的認識來看，他的人才觀是時勢造英雄的觀點，確實難能可貴。司馬遷在《蕭相國世家》裏認為蕭何本是個碌碌無為的刀筆吏，由於動蕩的年代把他推上了政治風雲的舞台，成了一個了不起的人才。這裏體現了時勢造英雄的人才觀。司馬遷在《樊酈滕灌列傳》中說：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
這表現了司馬遷對人才出現的看法。他認為沒有天生之才，而是靠“附驥”這一時勢才成才的。
司馬遷的人才觀的內容是非常豐富已形成了自己一套係統的看法。成了我國古代思想寶庫中的一份珍貴的遺產。
司馬遷《史記》一書的容量很大。司馬遷在書中民族觀既寫了中原地區的漢族人民，邊疆的少數民族人民；又寫了中國，今天已經屬於外國的一些地區。
司馬遷關於各民族都是黃帝的子孫，是兄弟的思想，即大一統的思想，他反對掠奪仇殺，主張和睦相處的民族關係原則。
他在《西南夷列傳》中說：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足喬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矯至滇池，方三百裏，旁平地，肥饒數千裏，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去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他還在《南越列傳》中說：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秦已破滅，佗即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
又《朝鮮列傳》中說：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從上記述中看出司馬遷認為，邊疆地區的開發建設是由各兄弟少數民族與後來被稱為漢族的被壓迫人民（即當時所謂的“亡命”、“謫徙民”）共同努力的結果，那些成為兄弟民族君長的漢族人，沒有強迫兄弟民族接受漢族人的風俗習慣，他們成了兄弟民族的一員。司馬遷主張各民族友好相處，反對為了狹隘的民族利益而進行的民族間的戰爭。他既反對少數民族統治者對漢族人民的騷擾，又反對漢朝統治者對外的擴張掠奪戰爭。他在《匈奴列傳》中，記載了高祖、呂後、文帝、景帝各個時期匈奴對漢朝北邊的掠奪，指出了他們“絕和親，攻當路塞”的無理。他認為漢武帝討伐匈奴的戰爭是正義的自衛反擊戰，司馬遷對其他民族戰爭的態度就不同。如對南越的戰爭，是起於漢朝使者勾結南越王和王太後陰謀殺害其丞相呂嘉，以圖使南越進一步歸附，使之如同漢朝國內的諸侯。對朝鮮的戰爭，是起於漢朝使者出使朝鮮時，殺死了朝鮮的陪送官員，回國後又謊報殺了朝鮮的將軍，漢武帝對之不僅不責罰，反而以“名美”加以升賞。對大宛的戰爭，是起於漢武帝派使者去大宛買貳師善馬，大宛不賣，漢使盛氣淩人，出言不遜，引起糾紛。從記載中看出，司馬遷在譴責漢朝統治者進行不義之戰，所追求的一種民族關係的準則不是掠奪仇殺，是和睦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