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字孔明，徐州琅訝郡陽都（今山東沂南縣）人。生於東漢靈帝光和四年（181年）七月二十三日。諸葛亮出生在一個下級官吏家庭。關於他們家族的姓氏還有一段傳說。據記載，諸葛亮的家族在秦末漢初本姓葛，其遠祖葛嬰曾是秦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勝屬下的一位將軍，他雖然立有軍功，但卻被陳勝所殺。直到西漢文帝時期，才追錄其功，封葛嬰之孫為“諸縣侯”。後來，葛氏家族由諸縣移居陽都，陽都也有一葛氏家族。為了區別兩個姓葛的家族，時人就稱由諸縣遷徙來的葛氏為諸葛氏。因此，葛嬰後代的姓氏就由單姓變為複姓諸葛氏了。到漢元帝時期，諸葛氏家族的諸葛豐，官至司隸校尉，他為官清正，不避權貴豪右，在當時頗有直聲。諸葛豐是陽都諸葛亮家族的遠祖，傳至諸葛亮祖父時，家境逐漸衰落。諸葛亮之父諸葛珪曾擔任過泰由郡的副職行政長官。其叔父諸葛玄和出自世家大族的袁術、坐鎮荊州的劉表等來往甚密。諸葛矽有3子2女，長子諸葛瑾，次子諸葛亮，少子諸葛均，諸葛亮上還有兩個姐姐。在諸葛亮還很年幼的時候，生母章氏便撒手人寰，離開人世，使他過早地失去母愛。不久，父親諸葛矽又續娶。不幸的是在諸葛亮8歲左右時，父親又去世。在那個混亂的封建年代，繼母要拉扯最大不過13歲的5個孩子度日，她艱難困苦。在這種情況下，全家人的生活隻得靠叔父諸葛玄的照料。
諸葛亮一家人在陽都過了大約7年左右的時間。在這期間，袁術和劉表均曾派人約請諸葛玄出山從政，都被諸葛玄謝絕。興平二年（195年），陽都所在琅玡郡屢遭兵禍，迫使許多貧苦百姓，拋棄祖業，離別家園。恰在此時，占據淮南的袁術再次派人來到陽都，委任諸葛玄為豫章太守。他接受了委任，留下大侄子諸葛瑾在家看守祖業、奉事繼母，帶上15歲的諸葛亮及其姐弟，離開陽都，趕到豫章（今江西南昌）。
在諸葛玄擔任豫章太守不久，東漢又委派朱皓代諸葛玄為太守。朱皓在那軍閥橫行、弱肉強食的歲月，從揚州太守劉繇處借來部分兵馬，以武力強行闖進豫章郡。諸葛玄在進退維穀的窘境下，隻好帶著諸葛亮及姐弟四人跋山涉水趕往荊州，投靠劉表。
諸葛亮在隨叔父客居荊州首府襄陽的兩年中，有機會結識當地和流寓此地的一些飽學之士，使他的學業和見識都有了長足的發展，使他對荊州的形勢和劉表的為人有了較為深刻的了解。叔父諸葛玄建安二年（197年），一病不起，不久便病故。這對一個客居他鄉年僅17歲的少年諸葛亮，是雪上加霜。他們姐弟又失去了依靠，心情更加悲涼。雙親的過早謝世，顛沛流離的苦難遭遇，寄人籬下的難堪生活，暗無天日的混戰時代，既折磨著少年諸葛亮也鍛煉考驗著他，使他能以堅強的毅力、冷靜的態度，麵對現實，麵對社會，早早地成熟起來。
諸葛亮在諸葛玄去世的當年，帶著弟弟諸葛均遷到襄陽城西20裏被稱之為“隆中”的地方住了下來。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回憶起這段生活時曾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這樣就出現了“隆中”究竟是在襄陽，還是在南陽的問題。原來東漢末年劉表統治的荊州下轄八郡，南陽即其一郡。諸葛亮隱居襄陽城西的隆中是在南陽郡管轄的鄧縣境內，說得具體一點，應該是躬耕於南陽鄧縣之隆中。襄陽地處漢水、白河的交彙處，它南控江漢，西屏巴蜀，北窺中原，既是中南地區的交通要道，又是荊州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隆中一帶，山勢連綿，草木蒼翠，中間一山隆然而起，故日隆中。諸葛亮兄弟來到此地之後，就自己動手，在這依山傍水、幽靜的地方蓋起了幾間草舍，購置了一些田地，過起了田園般的隱居生活。
諸葛亮躬耕於隆中，他不是隻求衣食有餘無所事事的凡夫俗子，也不是放形山水之間的隱士墨客。年方17歲的諸葛亮，有一種潛心經籍、關注時局變幻的誌向。荊州素有人傑地靈之稱，加上混戰期間荊州相對安定，各地流寓此地的土人頗多。劉表也曾在襄陽設立過學館，博求儒生，他還組織一批優秀士人著書立說，一時間荊州地區的學術研究空氣異常濃厚。
諸葛亮在隆中10年的生活中，躬耕於田畝之間，春種夏耘秋藏，不僅享受著自食其力的樂趣，還在務農中勞其筋骨，鍛煉著自己的體魄，磨煉著自己的意誌。年輕的諸葛亮本來是一位文質彬彬的書生，但長年不避風雨的生活，開始改變他的外在體質，他的皮膚日漸粗糙。諸葛亮20歲左右時，已長成身高8尺，容貌偉岸的堂堂男兒。
諸葛亮除耕耘生活外，還有兩大嗜好：一是撫琴抒懷，他經常彈起古曲《梁父吟》，以抒發胸中的意氣；二是讀書。諸葛亮讀書與一般腐儒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有些文人學士，崇尚訓詁名物，誌趣全在於章句之間。他們為讀經而讀經，嚴重脫離社會現實。因此，有人盡管滿腹詩書文章，但卻與世無補。諸葛亮讀書的目的非常明確，他要通過讀書思考，汲取曆史經驗，掌握治世安邦的真學問，以救時濟世為心誌。所以他在博覽群籍時，形成了自己獨到的讀書風格。他在兼收並蓄。博采眾長的基礎上，把握經書中帶有指導意義的精神實質，並且注意學以致用。他既能靜下心來潛心經籍並“獨觀其大略”；又能跳出經典進行獨立思考，評判典籍的得失，人物的長短。他在《論諸子》一文中對一些著名的曆史人物進行分析說：“老子長於養性，不可以臨危難。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蘇、張長於馳辭，不可以結盟誓。自起長於攻取，不可以廣眾。子胥長於圖亂，不可以謀身。”（《諸葛亮集》文集卷二《論諸子》）對以上人物，一般人往往圃於史籍的結論，忽視甚至根本看不到他們的另一麵。諸葛亮則不盲目地推崇古人，既主張學習他們的長處，集眾人之長為己長；又主張舍棄他們的短處，在社會實踐中注意克服。諸葛亮的讀書及成才並不是在書齋裏實現的，他時刻留心著時局的變幻，關注著國家的治亂和民眾的疾苦，還不時地與荊州地區的師友相互唱和，彼此切磋啟迪，使其學識、思想乃至風格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