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勤勤懇懇，憂勞半生，及至第五次北伐曹魏時，他已經耗盡了全部心力。他仍然夙興夜寐，忘我的操持，以至於食量大減，一病不起，最後病死軍中。諸葛亮將自己的後半生全部獻給了治國安邦、謀求統一的偉大事業，他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無私奉獻精神，曾激勵著後世許多有誌之士，為自己的理想而終生辛勞，奮鬥不息。
諸葛亮就是一個既長於治國，又嚴於治家，更善於修身的政治家。他修身的主要內容是養德，養德的重要途徑是倡儉戒奢。諸葛亮在《戒子書》和《誡外生書》裏，對其子女及晚輩提出了不要成為“徒碌碌滯於俗”的“凡庸”之輩的要求，希望他們注意道德修養，勤儉為誌，報效國家。他在《治人》篇裏更進一步提出奢侈“妨害農事”，不是聖人的道德。他引用古聖人的話說：“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他認為隻要“製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凶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儲其後”就是“治人之道”。這是諸葛亮嚴於律己、以廉儉治家修身的重要認識根源。
諸葛亮一生以匡複漢室。統一國家為己任，而要實現這一政治目標，需要有雄厚的物質前提和較為清廉的政治條件。蜀國在三國中，地小力弱，它的國土約相當於魏國的1/3、吳國的1/2；人口在劉備稱帝時約有90萬，相當於魏國的l/5稍多一點，相當於吳國的2/5。就這樣一個疲弱之國，卻養兵10萬有餘，所統各級官吏足有4萬左右。舉全蜀百姓，平均9人供養一個士卒，7戶人家負擔一個官吏。再加上蜀漢連年用兵，不隻國家財力捉襟見肘，庶民百姓也皆有菜色。諸葛亮在這種背景下勸農殖穀、開源節流、倡儉去奢，就不完全是個人修養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經濟使然。盡管蜀國經濟疲弊，在蜀國官員中，還有“侍婢數十”，沉於酒樂，屍位素餐的“侈靡”人物。諸葛亮除了用刑賞的手段製止這種腐敗現象外，以自己的廉儉作風，率先垂範，影響教育全蜀官員將士，將個人的生活服從於國家政治、軍事的需要。出於以上各種原因，諸葛亮在對自己家庭和個人生活方麵，要求極嚴，一直保持著既廉且儉的作風。他生前曾給後主上表談起過自己的家庭和生活。表文說：“臣初奉先帝，資仰於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諸葛亮集》文集卷一《自表後主》）表文雖短，內容豐富。諸葛亮去世後人們發現，他在《自表後主》中所談的並無半句虛言，均是實情。
諸葛亮在《又與李嚴書》中再次談到“今蓄財無餘，妾無副服”（《諸葛亮集》文集卷一）的情況，說他的妻子竟連一件多餘的衣服都沒有。諸葛亮之家是否真苦到如此程度，史書並未細談，但起碼說明他們在生活上還是比較節儉的。諸葛亮生活在封建時代，事懦弱之主，手握軍政大權，嚴格治家治身，倡儉禁奢，其精神確實令人敬仰。
諸葛亮對後事的安排。更令人歎服他在遺囑裏要求喪事從簡，提出遺體不必運回成都，就近葬於漢中定軍山即可。這位為劉氏兩代耗盡心血的老臣，所做出如此安排不外乎兩點：不忍心千裏迢迢地再勞卒煩民；大概因壯誌未酬，此恨難消，幹脆就長眠於這塊得之不易的漢中之地，以慰在天之靈。如後人所推度的那樣，說是“生而治蜀，死而護蜀”。諸葛亮還特別囑咐：“因山為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他這種關於薄葬的安排與當時崇尚厚葬的頹風形成鮮明的對比，使人更加敬重這位功高德重的諸葛丞相。
在諸葛亮忠貞謀國思想和高風亮節的帶動和影響下，蜀漢的不少官吏，多能以他為榜樣，在不同程度上做到廉潔奉公，勤儉自律。如被譽為“四相”之一的費禕，不僅“雅性謙素，家不積財”，而且對子弟要求極嚴，“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如被諸葛亮器重的鄧芝，也如諸葛亮一樣，自身衣食“資養於官”，生活儉約，不治私產，連妻子也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蜀漢後期的大將軍薑維，雖然“據上將之重，處群臣之右”，大權在握。但他從官府領取的俸祿，很快就用光，以至於宅第不整，資財無餘。他一生“側室無妾騰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諸葛亮及其後繼者這種以儉為德、以儉養德的作風，對諸葛亮身後蜀漢政權的穩定，對倡儉去奢風氣的養成，都產生過積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