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琅玡（今山東臨沂）人，後定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他出身於著名的士族家庭。自東漢以來，王氏家族就是一個聲望隆重、代有傑出人物出現的貴族。王羲之的從父王導，位居司徒，在東晉王朝的建立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司馬睿（元帝）能夠取得帝位，主要依靠了王導的支持。王羲之另一位從父王敦，執掌著元帝朝廷的兵權。王羲之的父親王曠，任淮南太守，永嘉之亂時，他首先提出南遷政權的建議。當時人們說：“王與馬，共天下。”道出了王氏一族極高的社會地位和隆盛的權勢。王羲之生活在一個土家大族中，他不浮誇，不驕縱，不屠靡，沉默寡言，勤奮好學。《晉書·王羲之傳》載：“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嚐謁周豈頁，豈頁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豈頁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周豈頁時官至尚書仆射，他在宴會上把珍貴的食物牛心炙先割給羲之品嚐，表現的是他對羲之的獎掖，同時使人們對羲之刮目相看，有了新的態度。王羲之“及長，辯贍，以骨鯁稱”（《晉書·王羲之傳》），改變了少年時期沉默寡言的樣子，樹立起了正直的性格。時人以羲之、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羲之在當時士大夫中贏得了美譽。位在丞相的王導也十分賞識羲之。大尉郗鑒讓門生向王家求婿，王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鹹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同上）。這個東床快婿的故事成為美談，從中見出王羲之卓然不群、超凡拔俗的品格。
初上仕途，做了一位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羲之任參軍一職，王羲之於是做了參軍，累遷長史。庾亮臨終時，向朝廷上疏稱譽王羲之“清貴有鑒裁”，使朝廷對王羲之愈加重視，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同上）揚州刺史殷浩一向對王羲之評價甚高，便寫信給羲之，勸羲之接受朝廷任命，為國家政治作出應有的奉獻。王羲之於是拜護軍將軍，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
王羲之在政治上有遠見卓識，又能棄虛務實。他認為：“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從根底上講，是既尊重了政治運作的規律（“道”），又倡導著寬緩平和的政治策略。有了這個認識，很自然地，也便提出了執政者應當“修德補闕，廣延群賢”的主張，要求執政者尚德愛民，察補行政的缺漏，廣泛征引賢才，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以使政治清明。正因為王羲之有如此正確、清醒的政治認識，所以他對現實也能揭其弊端，擊中要害：“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誌，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南渡之後，東晉王朝偏安江左，朝廷無節製之力，握有實權的軍政要員各行其是，地方官吏濫發兵役、徭役，苛捐雜稅壓迫得人民直不起腰來，“刑徒竟路，殆同秦政”，王羲之為此痛心。
《晉書·王羲之傳》載：“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開倉賑濟災民，上書爭減百姓賦役。王羲之對當時吏治的許多具體弊病也能一一指摘，在自己任內糾正，抓住機會申述自己的政見。東晉土大夫多尚空談，不理實務，王羲之重實際，反對空談。他曾與謝安同登治城，謝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誌，羲之告誡他說：“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王羲之生活清簡，反對奢靡，“食不二味，居不重席”。他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