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唱夫隨雙教書
著述是她的愛好，教學則是她的本行。在將近五十年的教書生涯中，她曾經被學生捉弄過，在學校中也曾經遭遇了各種各樣的排斥，但她始終對教育事業熱情不減。
她的骨子裏一直在捍衛著女性傳統的貞德觀念，婚姻的不幸，家庭的無成，沒有兒孫的痛苦，讓她失去了一個傳統的完整女性的魅力。
因此，對她來說，除了教育，除了著述，她的人生便沒有其他價值而言了，她也必須要用教育，用著述，來填補人生酸楚的空白。
追其根源，她的教育事業幾乎是和婚姻同時起步的。1926年，蘇雪林和張寶齡結婚，兩人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她就對在夫家枯燥的生活產生了不滿。恰在此時，她收到了在北平女高師時的國文係主任陳鍾凡的信。
他要介紹她去蘇州基督教長老會辦的景海女子師範國文係任主任，並到東吳大學兼課。不甘心相夫教子的蘇雪林，欣然答應了這份差事，走出家庭去大學教書。
為了解兩地相思之苦，她又介紹丈夫張寶齡到東大任教。夫唱婦隨的日子，讓蘇雪林不由得對婚姻對未來產生了浪漫的幻想。
《綠天》的文章，就是二人那時候的部分寫照。那時候，他們沒有經濟壓力，沒有思想負擔，新婚才不久，溫馨浪漫自然成了主基調。
可是很快，他們的關係就到了窮途末路，張寶齡不堪忍受，一個人辭職回了上海。她堅持了一段時間後，也夫唱婦隨，回了上海，但她還是在滬江大學找到了一份國文教師的工作。
她和他都很努力地要維護這段婚姻，可是性格的差異，思想的異同，使他們兩個同床異夢。
1930年，當蘇雪林收到安徽大學新任校長楊亮功先生的邀請信，請她擔任安徽大學教授時，她對這段婚姻已經完全絕望，於是馬上接受邀請，離開上海，去了安徽。她的這次出走，為他們的婚姻打上了一記死亡的烙印。
榮歸故裏教難行
安徽，是她的老家，她最初就讀的師範學校，就離安徽大學不遠。因此，這次去安徽，實際上等於榮歸故裏、衣錦還鄉。
想起昔日在學校裏為了學業而與人爭鬥，想起老師對她的讚譽或者批評，想起同學對她的敬佩或者嫉妒，她不由得對安大之行充滿了期待。
然而安大，對於她來說，也是一個悲劇故事。
她教世界文化史，同時兼女生指導員。她對教學，已經是駕輕就熟，可是她對教育，卻多少有些青澀，不會變通，卻也盡顯認真執著的本色。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大多數學校都在鬧風潮，安徽大學是新建校，在管理與縱容之間拿捏不穩，致使學生把追求思想解放當成了重要的方向。
安大學生的思想開放到了奔放的程度，正是豆蔻年紀，對戀愛有著諸多幻想，加之風潮的走向有點偏激，男女生談起戀愛來簡直肆無忌憚。
女生樓裏，常常有男生出沒。即使夜半更深，也是歌聲不斷，男女生混合，吵鬧不休。若再有三兩個為失戀而傷心的人，那麼夜晚就會更加熱鬧，喝酒的，罵街的，鬧事的，觀戰的，簡直是一個混亂的小社會。
當初在北京讀書的時候，她就看不慣男女生所謂的自由交往，如今作為一名老師，再看待男女戀愛，她骨子裏的封建思潮自然洶湧而至，她像一個傳統的封建家長一樣，嚴厲而專斷地對學生進行了壓製和管教。
她經常像門神一樣站在女生宿舍門前，責令男生早離開，苦口婆心地告誡女生要自重，不要亂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