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否則，我就要犯罪。”
1967年2月前後，在“文化大革命”進入“全麵奪權”的混亂時刻，譚震林等老一輩革命家為捍衛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奮不顧身，大義凜然，在不同場合、用不同方式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強烈批評，對江青、陳伯達等人亂黨亂軍的罪惡行徑給予憤怒斥責。老一輩革命家的壯舉，成為“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黨和人民同“左”傾錯誤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進行的一係列艱難鬥爭中的一次大較量、大搏鬥。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爭。可是，這場正義的抗爭卻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製和打擊。
對於1967年的二月抗爭，直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共中央才正式推倒原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中共九大文件所作出的錯誤“定性”，並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親自主持《曆史決議》的鄧小平曾明確指出：“所謂‘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幫’的反複鬥爭嘛。”
一、老一輩革命家的抗爭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紅衛兵運動”席卷全國，“文化大革命”表麵上轟轟烈烈地發動起來了。但是，這場“大革命”實際上仍未被黨內多數領導幹部（主要是高、中級領導幹部）所接受，“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紅衛兵運動”中，各地、各部門的黨政領導機關和負責人，絕大多數被視為害怕“革命”甚至反對“革命”而遭到“炮打”和批判。同年10月，全國掀起“踢開黨委鬧革命”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潮，愈來愈多的中央和地方領導幹部被打倒。
1967年初，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作為這場風暴開端，在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爆發了一件震撼全國的大事：1月初，《文彙報》、《解放日報》中的造反派相繼“奪權”，宣布“接管”報社。隨即，王洪文等人為首的“工總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徹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會，強行奪取原上海市的所有黨政大權，即所謂上海“一月革命”。
由於上海“一月奪權”符合毛澤東“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主張，因而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支持。接著，各地爭先仿效，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繼宣布“奪權”。接著，各地爭先仿效，“奪權”狂潮迅速蔓延全國。各省、市主要領導人紛紛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被剝奪全部權利，原有的黨政機構陷於癱瘓，造成無政府主義浪潮惡性泛濫，社會陷入一片混亂。由於各級黨政機構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業務指揮係統失靈，國民經濟首先是工業交通損失加劇，麵臨停頓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穩定局勢，人民解放軍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由於軍隊介入地方運動，使各級軍事機關也受到了自開展“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最嚴重的衝擊。盡管中央明令規定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但由於種種原因，軍隊中被認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滿。在軍隊內部，也開始產生派性，並出現分化。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駐地北京中南海，又發生紅衛兵和造反派包圍、衝擊事件。這些群眾組織提出要批鬥住在中南海內的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領導人，並聲稱要將李富春、陳毅、譚震林、李先念、餘秋裏等一批國務院負責同誌揪走。堅守中南海的周恩來夜以繼日，反複批評勸阻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種種過激行動，要求保證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中南海，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來一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得以免受批鬥和迫害的臨時“避難所”。
在短短一個月內，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普遍被揪出、批鬥、打倒。其中，軍隊高級將領已不在少數。中共中央在1月14日發出的《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等文件，實際上成了一紙空文。事實清楚地表明，全國性動亂正在急劇蔓延和升級。由此，不能不引起一直為動亂局麵深深憂慮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嚴重關注。尤其是軍隊中不穩定因素的激增，一些軍事部門和地區麵臨失控的狀況，更使得老一輩革命家焦灼不已，寢食不安。在這種情況下，一場正義的抗爭便首先在軍隊問題上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