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穩定軍隊，他指出：現在到處都在發生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幹部的事件，全國形成了衝擊解放軍的一股風；這不是從國家整體利益著想，是對解放軍的不信任、不愛惜，是給解放軍臉上抹黑。
以上周恩來的言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對當時若幹重要問題的看法，尤其在“三個原則”問題上，可以說是毫不含糊，觀點鮮明。與“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相比，周恩來這時的認識已不僅僅是針對這場“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可避免地觸及這場“革命”的目的和後果了。
在看到周恩來與老同誌們在抗爭“三個原則”問題方麵認識一致的同時，還應當看到，在鬥爭的具體方式方法上，周恩來和參加抗爭的老同誌們又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周恩來之所以選擇了不同的鬥爭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極端重要、極端特殊。這集中表現在他同利用和擴大毛澤東錯誤的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上。周恩來在中央文革小組內沒有任何職務，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組的會議，甚至還要定期赴其住地“辦公”。這種“新文革”與“舊政府”之間既對峙、又共事的十分複雜、微妙的關係，迫使他不能不極其慎重地處置每一件事情，權衡每一言行所帶來的種種後果。在這種情況下，用“如臨深淵、如履薄冰”8個字來形容周恩來的處境，是再恰當不過了。然而，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可能至今有人對周恩來難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諒他所講過的違心的話或錯話，所做的違心的事或錯事。在一些人看來，周恩來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誌那樣向“中央文革小組”一夥人作麵對麵的公開抗爭，似乎是某種軟弱的表現，甚至認為是為個人保身的需要。對此，不少國內外學者發表過不同見解，如有論著指出：“周恩來沒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曆史地看，這正是他以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當時周恩來如果拍案而起，結果無非兩種可能：一是不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繼續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領導權被奪去更多；二是引起黨的分裂、國家的分裂、軍隊的分裂。無論哪種可能成為現實，黨、國家、人民都將遭受更為嚴重的災難。”還有學者認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謹言慎行並非由於怕冒風險。在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臨危不懼，不怕犧牲，意誌堅強，這都是毫無疑問的”；隻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這種特定局麵，才迫使他不得不“選擇了一條比直言不諱、犧牲自己更為艱難和痛苦的道路”。總之，同是為著黨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於各種具體情況不同，甚至不排除個人經曆和性格的差異，每個人所采取的具體的鬥爭方式也會不盡一樣。
《曆史決議》指出：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應該說，黨和人民對於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鬥爭方式的曆史性評價，也包括並適用於1967年二月抗爭中的周恩來。
三、批判所謂“二月逆流”
1967年2月19日淩晨，毛澤東在聽取張春橋等人對“大鬧懷仁堂”情況的“彙報”後，嚴厲批評了參與二月抗爭的幾位老同誌，指責他們是“翻案”、是“複辟”，並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還說，如果文化大革命失敗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岡山打遊擊。毛澤東這次確實是動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說法，“我跟主席這麼多年，從來沒見到他發這麼大的脾氣。”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作了檢討，並就懷仁堂碰頭會承擔了責任。會議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3人“請假檢討”，同時召開中央政治生活批評會，批評陳、譚、徐等老同誌。至此，持續了一個月之久的二月抗爭即告失利。
在毛澤東嚴厲批評參加抗爭的老同誌們之後，絕大多數老同誌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抗爭的行動（有的是改變了激烈鬥爭的方式）。這些老同誌之所以很快改變了其鬥爭的方式和行動，從很大程度上講，是因為他們所進行的長達一個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鬥爭，終歸是建立在對黨和毛澤東的信賴、對黨的組織領導無條件服從的基礎上的；也正因為如此，即便在最激憤的情況下，他們也絲毫沒有改變或動搖過自己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建立、培養起來的這種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們始終把矛頭對準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而把糾正錯誤的希望寄托在黨的組織和黨的領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