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五一”節，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批準“大鬧懷仁堂”的葉劍英、李富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等老同誌登上天安門城樓，觀看節日焰火。5月4日，陳伯達、戚本禹竄到北師大，向譚××等煽動說：“他們上天安門，你們反他們嘛！”“如果真理在你們手裏……按照你們的意見去辦嘛！”於是，造反派們又開始反擊所謂“五月妖風”，使已經混亂不堪的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多變。
自5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現直接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提出：周恩來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製定者和執行者之一”，“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還提出“炮打”周恩來的理由：總理是“老保”，保這個，保那個，結果保的都是壞人；國務院許多副總理都垮了，他們的錯誤不會和總理沒有關係；總理的多次講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講話調子相差很遠；周恩來是“二月逆流”的總根子；等等。
恰在這時，江青使出了更為狠毒的一手。5月17日，她寫信給林彪、周恩來和康生，聲稱：紅衛兵“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麵談”。隨信附上紅衛兵交來的材料。這個“材料”，就是1932年國民黨特務在周恩來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後偽造的、在上海報紙上刊登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送給江青材料的紅衛兵對曆史事實的真相並不知情，而此時江青的險惡用心卻是十分清楚的。麵對這個挑釁，周恩來迅速地、斷然地予以反駁。兩天後，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隻舉出243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來放下其他事情，查閱了上海的舊報紙，親筆寫信給毛澤東，說明這件事。毛澤東批示將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組閱存。29日，毛澤東又針對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來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誌向他們做說服工作。”第二天，周恩來將毛澤東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傳閱”。直到這時，對所謂“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寫信給陳伯達、江青，建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召集有關造反派開會，批評“極左派”的觀點。這場鬧劇終於被迫悄悄收場。
四、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定性”
1968年10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除譚震林以外的“大鬧懷仁堂”的六位老同誌被分別安排到六個小組，遭到無休止的圍攻、批判。批判所謂“二月逆流”，實際上成為全會的一項重要的內容。
10月17日，在全會第一組的小組會上，康生率先發難，攻擊所謂“二月逆流”是“反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風”和“為王明路線翻案”。江青則倒打一耙，誣蔑幾位老帥“亂軍”。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也跟著指責幾位老同誌是為“叛徒、特務、走資派”翻案，是搞“獨立王國”，搞“修正主義”。
聶榮臻元帥因過去到過一些政治局委員那裏交換工作意見，便被誣陷是“反黨集團”。還有人甚至拿出聶帥的活動記錄，逼他承認。聶當場痛斥這種卑劣行徑：“我們政治局委員之間就不能交往嗎？就不能相互商量問題嗎？黨內還有什麼民主？你搞的是什麼？是特務！”
全會期間，葉劍英、聶榮臻、陳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等人每日拖著病弱的身體出席會議，連請假寫“檢討”也不準許。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隻能在會議間隙時間稍事休息。經過連續的“批判”之後，林彪、江青一夥抓不住老帥們什麼問題，就憑空誣陷葉劍英、聶榮臻是所謂“楊、餘、傅事件”的黑後台。聶帥就此質問林彪：“這是怎麼回事？”林彪狡辯道：“沒有點名嘛。”聶帥氣憤地說：“你沒有點名比點名還壞。我寧可受明槍，不願遭暗箭！”
10月20日，林彪再次宣稱，“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後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由此給二月抗爭定了“調”。
最後，還是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對“大鬧懷仁堂”的老同誌要“一批、二保、三看”，這才給幾位副總理和老帥們解了圍。
然而，這次全會通過的公報仍對所謂的“二月逆流”作出定論：“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會認為，擊潰‘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重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