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苦心經營的淮軍一敗不可收拾，北洋艦隊也全軍覆沒，李鴻章洋務運動的軍事目的宣告破產，李鴻章權傾朝野的日子也宣告從此結束。然而李鴻章在創辦軍用、民用工業企業，發展教育、交通、通訊等領域開中國近代化的功勞，卻是不可磨滅的。
簽訂條約喪權辱國
19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中國國內剛剛曆經大規模農民起義和英法等聯軍的打擊之後，國力相當虛弱，而此時外國資本主義已開始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他們更加加緊對中國的武力侵略，中國的邊疆危機一日比一日嚴重，六十年代清與外國所謂“中外和好” 的局麵已經一去不複返了。李鴻章等人，針對這種變化審時度勢提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綱要。在一片黑暗的清朝統治者中，有這種認識的人真是寥若晨星寥苦晨星：形容數量極少，也常指剩下的東西很少。，屈指可數。李鴻章大聲疾呼中國不應昏睡於“天朝上國”的迷夢而抱殘守缺，強調“我朝處數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來舉辦洋務就是“處奇局建奇業”的必由之路。
同治九年，發生了天津教案，直隸總督曾國藩先受命處理，後由於受到各方麵的責難而離開，清廷不得不又命李鴻章繼續處理。在李鴻章主持下，天津教案最終以清政府殺人償命、賠款道歉等結案。他在任期間，《天津會議專條》、《中英煙台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等許多喪權辱國的條約都或多或少和他有關係。
李鴻章秉承清慈禧等人的賣國保位意旨，在幾十年的外交活動中，始終堅持一條對內鎮壓、對外妥協投降的外交路線。在他簽訂的各個條約中，除少數具有平等的以外，大部分是賣國條約。在簽約的談判中，他出賣了國家和民族利益，使外國侵略者的特權越來越多，使國家的半殖民地性質不斷地加深。李鴻章曾評價他自己“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然而甲午戰爭卻使他從權力頂峰上跌落下來，他僅留存文華殿大學士頭銜，奉旨入閣辦事。李鴻章在北京沒有房產，隻借住在賢良寺，既不能與聞朝政，又時受政敵攻擊。為此他很少外出訪親問友，也不喜歡接待來訪客人，“因而門戶亦甚冷落”。但李鴻章並不甘心，他還時時刻刻企圖東山再起。
光緒二十二年，機會終於來了，慈禧任命他為全權特使，參加俄皇加冕慶典，遊曆歐美，一路風光。李鴻章出訪歐美，除了外交方麵簽中俄條約的失策外，在思想方麵頗有收獲。他對過去的“耳聞”，經過親自考察而有了“目睹”的實際感受，對歐美“立國政教”有了深刻認識，並進而與中國國情進行比較研究，得出歐美“上下一心”，中國“政雜言塞”的結論。因而李鴻章在覲見光緒和慈禧時，就“曆陳各國強盛，中國貧弱，須亟設法”。李鴻章原想借助出訪歐美之機“再握大權”，還督直隸，重溫“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舊夢，而歐美列強也迫切希望清廷對李鴻章能夠“優加信任，重畀（bì，給予）大權”，使之東山再起。但是終於還是事與願違，李鴻章歸國之後，於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隻奉命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
光緒二十一年，康有為等人在京組織“公車上書”，掀起維新運動，當年八月，由翰林院侍講學士文廷式等，組織了“強學會”。一時一批清廷官僚紛紛捐資加入，一些外國在華教士也解囊資助加入了該組織。李鴻章當然也想參加，並且捐款二千兩，但是由於他在馬關剛剛簽完條約，人皆指其為賣國賊，名聲太臭，因而被拒絕入會。當年十月，康有為在上海辦強學會，李鴻章捐款一千兩。對維新運動的興起、發展、變法和失敗，李鴻章一直關注並暗中給予支持和同情，甚且還盡力保護維新派大臣、人士。李鴻章所做的這一切是與他的自強變法思想分不開的。但由於其看重功名利祿，他的變法思想與維新派又有極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