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祥（1818—1876），字博川，瓜爾佳氏，滿族正紅旗人，世居盛京。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1845）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郎中。文宗鹹豐六年（1856）京察一等，記名道府，因親老乞求留京。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內閣學士、署刑部傳郎。鹹豐八年（1858）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授禮部侍郎，後又任吏部、戶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統、左翼總兵。
鹹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犯天津，僧格林沁密疏請文宗幸熱河。文祥以動搖人心，影響大局，且塞外無險可守，堅決主張不可移動。他和延臣一起進說，並獨請召對。退後和同直侍郎匡源、杜翰具疏請罷所調車馬，要求明詔宣示朝野。八月，英法聯軍氣焰更加囂張，文宗車駕急忙出行，命文祥署步軍統領，負責留守京師。文祥隨從恭親王奕議和。這個期間他出入敵營，對敵人非分的要求，侃侃直言，以理服人。不久以步軍統領難於兼顧，上疏請辭，改署正藍旗護軍統領。十月和議成，上疏請文宗回京，以安定人心。和恭親王等通籌洋務全局，疏奏善後事宜，於是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恭親王領銜，滿漢大臣數人，文祥專職主持其事。
和局剛定，太平軍、撚軍起義又風起雲湧，而國家軍疲餉竭，京師近郊防務空虛。文祥密疏請選練八旗兵丁，添置槍炮，於是創立神機營。不久命文祥管理營務。又上疏說僧格林沁兵力單薄，勝保所部新募兵勇沒有經過戰陣，既要依靠僧格林沁衛戍京師，必須有良將勁卒輔助，薦副都統富明阿、總兵成明隸屬僧格林沁軍，又推薦江西九江道沈葆楨、湖北候補知縣劉蓉才能卓越，堪負重任。疏上，文宗均予以采納。
鹹豐十一年（1861），文宗在熱河行宮駕崩，穆宗載淳即位，肅順等專政，文祥請解樞務，不許。十月，穆宗回京，和王公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後垂簾聽政。穆宗同治元年（1862），連擢左都禦史、工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為內務府大臣，兼部統。同治二年（1863）管理藩院事務。東南軍事逐漸平定，江蘇、浙江省城克複，討論封賞樞臣，堅決推辭。同治三年（1864）江寧克複，首逆就殲，捷報到京，加太子太保，子劇肇員外郎官。同治四年（1865）署戶部尚書，辭內務府大臣，被準許。
同治五年（1866）春，調吏部尚書。同治十年（1871）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同治十一年（1872）拜體仁閣大學士。文祥自從同治初年和恭親王一起輔政，總理各國事務，以一身主持全局。洋人態度往欺詐變化無常，朝議紛紜，文祥總以忠信相持，從不倭卸責任。自從穆宗親政，—一陳奏曆年洋務情況，應付機宜，非常詳備，希望有所啟悟。不久恭親王因為諫阻圓明園工程忤旨，被罷斥，文祥涕泣，和同列極力諫說，幾乎同被謫降。恭親王不久複職，而自從屢遭挫折以後，任事不能像當初那樣果毅敢於負責。文祥為官剛正，為朝野所忌憚，朝政賴以維持，不致發生突然變化。同治十三年（1874）病久不愈，在病假期間，恰逢日本窺伺台灣，他勉強出來籌劃戰守。上疏請求穆宗“下敕戶部、內務府，軍需要寬裕籌劃，裁減不必要的開支，停辦不急的工程，迅速思謀沿海防務，以便部臣、疆臣部專一維持。皇上憂勤惕厲，使內外臣工不敢妄蹈玩忽職守之習。否則安於現狀，不思變革進取，恐朝野解體，人心動搖，禍患不可勝言。”說得十分懇切。
這年冬，穆宗去世，德宗繼位，晉封文祥為武英殿大學士。文祥以久病請辭，溫旨慰留，解除各種兼職，專任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當時國家事故越來越多，文祥很擔憂，上疏密陳大計說：“洋人為患中國，時間越久，為害就越深，而他們窺伺中國的空隙，也隨著時間推移而更加熟悉。從前屢戰屢和，從無定局。這是由於經辦的大臣措置不當。待到中英、中法庚申定約，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管其事，以至於今，未見決裂。就事論呈，固然應當相機盡心辦理，而揣摩洋人的用心，謀求對付洋人的根本，就並非在辦理洋務，而在於人心。追溯嘉慶年間，洋人逐漸顯露強悍，剛開始在海島，繼而口岸，再及內地，蓄積力量，得寸進尺，他們又熟習機器，等待中國的可乘之機，以滿足他們的欲望。道光年間，大肆掠取江浙，自從江寧換約以後，覬覦觀望，直到太平軍滋生事端，認為中國有這樣犯上作亂的事，人心不一，這又有可乘之機。因而他們的圖謀更加昭然若揭，闖入津門，雖然經受小小挫折，而侵略意圖更加堅定，以致發生庚申之警。但是當時局勢雖危險，民心還沒有動搖；勤王的軍隊雖然不是勁旅，而國家有難就一起前來相助；雖奸細之徒被誘脅，而百姓自有公憤，所以洋人受到製肘，成此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