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仰賴皇太後、皇上勵精圖治，日夜勤勞，沒有間隙可尋，在職諸臣才能遇事維持，沒有發生爭端，洋人偶有所求，還能往返爭論相持，不至讓他們欺人太甚。這不是洋務辦得順手，或在職諸臣有折衝退敵的能力，都是皇太後、皇上日夜警惕，事事希望符合民心民意，人心團結，有以折服洋人之心，才能做到防微杜漸。但是各國火器技藝日益精進，彼此勾結的形勢更加明顯。各國使臣久駐京師聽到我們政治上有一件事辦得正確，就表示憂慮一有不當，他們就喜形於色，他們刺探情報愈來精確。俄人逼於新疆；法人用計占領越南，緊接雲南、廣東；英人打算從印度進入西藏和四川，蠢蠢欲動之勢，更加不可遏製。他們所等待的是中國有隙可乘，所忌恨的是中國的根本沒有動搖而人心不能違抗。有人說各國洋人性如犬羊不知政治。然而他們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君主交上議院討論，即所謂謀及卿士；交下議院討論，即所謂謀及庶人。討論結果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每事都必合乎民情，然後堅決實行。他們自己如此治國，觀察其他國的興廢成敗也以此為標準。倘若國家一切政治都與民情背道而行，各國洋人就要逞其貪欲之心，取我土地財產唯恐落後。如土耳其、希臘等國，國勢弱小，而能久存各大國之間，是因為人民一致。強大如法國，而德國能戰勝它，因為法王奢侈成性，國家負債之多數不勝數，雖然增加兵額軍餉以穩定軍心，而民心已去，德國才能乘機取勝。凡人必自侮而後人才能悔之，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之。理之所在，勢所必至。中國之有外國欺淩，猶如人身有疾病，病人必須對症用藥，而培育元氣是最為要緊的。外國人沒有一日不在窺探中國民心之向背，中國一定要做到沒有一件事不以民心的是非為是非。中國天子恩澤，賞罰嚴明，外國有上議院、下議院的設立，在中國勢有難行，但他們的做法可以采取。凡是我們用人行政，一舉一動，考慮度是否合理，考察民情，如非人心所願，則立即停止不辦；人心所向的事，就一定要保證成功。崇尚節儉，增加國庫儲備，遇事才能有所準備；納諫諍以開言路，下情才能上達。希望人心永遠團結，根本永遠牢固，當列強環伺之時而使他們無一隙可乘，他們的計劃才不能立即各逞，而我們則足以自立。這個計劃目前尚可辦到，也是現時不能再拖下去的謀略。如果等到間隙再開，而要斡旋彌補，則或和或戰都由不得我們了。即使仍可苟安，而大局已不堪設想，因此不如預防間隙的發生為上計。鹹豐六年（1856）王茂蔭奏陳洋務，說：‘海外諸國紛紛起來爭雄，從小看來雖有中外之分，從大看來沒有彼此之意。’引《尚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以及《大學·平天下章》，三言得失，首人心、次天命、而最終以君心為證。他說得何等危亡而切實！想抑製洋人的貪心，莫過於順中國民心；能順中國民心，才足夠順天命。這是不用等占卜就非常明白的。臣下受恩最深重，辦理洋務最久，實在有見於洋人的處心積慮，而現在尤其是迫切緊要的關頭。洋人求間隙於中國民心之向背，中國彌補間隙也在於順應中國的民心。在職諸臣隻計謀其末，我皇上實操其本。因而敢於直陳，伏乞俯鑒草野的言論，將此奏摺常置左右，力求端正根本的治理，以避免隱患的萌芽。那麼天下幸甚！”
在此之前，當台灣事平，文祥便和恭親王商議興辦海防，他上疏條陳六事：一、練兵，二、習器，三、造船，四、籌餉，五、用人，六、持之以恒。各具條目，敕下內外大臣會議。到光緒二年（1876），封疆大臣複奏，將再下廷議。文祥已自知病將不起，乃密奏說：“對付外國是國家第一要務。現在籌劃自強的計策，為全局安危一大關鍵。臣下衰病很久，雖有此心而精力已經枯竭，知不能永效犬馬之勞以報皇上知遇之思。恐一旦身死棄於郊野，那麼平生心裏想說而沒有說的話，無法上奏聖上，下供會議討論，怎麼對得起陛下？此心耿耿，有不是總理衙門原來所奏能盡的，敢於竭誠吐露赤心，為我皇上敬陳。敵國外患，”沒有哪一代不是如此，然而沒有像今日局勢之奇，為患之深，為敵者之多且狡猾。如果因為有這樣的患難而常懷化困之心，便能自立於不敗之地，以振作我精神，覺醒我思想，激勵我誌氣，所謂生於憂患正是在於此時。如果到了現在這個時候，還仍舊因循苟安，聽天由命，而不著力籌辦，即偶然想到而過時即忘，或有名無實，敷衍了事，那麼大局將不堪設想，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沒有挽救之策了。從前外患所以嚴重，是由於朝野之情相隔，和戰之見不定，疆吏遇事粉飾太平，真情不能上達於朝廷。有此三失，這種禍患才日久日深，沒有止境。西方各國官商是一回事，政教並塞，情緒受壓抑而不能不發，這是必然之勢。但是後來見到中國當局所阻止的竟能夠通行，所抑製的可以伸張，本不可破的規製，有時竟取勝於兵力相迎而終無不破，這是中國所以被輕視而各國逐漸敢於肆無忌憚的關鍵所在。等到立約通商已有成議，而在內沒有深知洋務的大臣，在外沒有專心考究洋務的疆吏。一切奏章陳述，大多敷衍掩飾。洋人強橫而稱恭順，洋情怨恨而號為歡欣，以至激成事端，忽和忽戰，舉棋不定，甚至彼省的和局剛成，此省的戰事又起，早上給予賠款，傍晚傳來捷報。洋船遇風傾，以為打了勝仗；截獲送信之人，以為擒住首領，果真兩軍交戰，便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於是洋人愈來愈驕橫，條約索款愈來愈放肆，內外大臣都把辦理洋務視為畏途，而慶申尋釁幾乎手足無措。能戰始能守，能守始能和，應該讓人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今天的敵人，非學到他的長處，絕對難以與之對抗，稍識時務的人，難道不明白？但到了緊要關頭，意見頓時相背，往往唱高調，鄙視洋務，或以苟安為得計，覺得可以倚恃和局。所以曆來練兵、造船、習器、天文、算學等事，每有建議而阻撓的人很多，即便隻有一件事，也沒有人實際去做。至於一件事情沒有辦成，不去追究受阻的原因，卻去責備是誰倡議的，甚至局外人並不了解情況，也都議論紛紛，將國家謀經營自立之計，指責為敷衍洋人。見識謬誤，達到如此地步！總理衙門承辦的事，能否維持，全看實力能否深有倚仗。必確有可戰可守的戰鬥實力，才可穩操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勝算。隻有我皇上念茲在茲，則在職諸臣的苦心。自能得到皇上的聖鑒。幾百臣工也人人都有求知此事，共籌此事之心，他們的才識智力必有百倍於臣的。否則支持既難，變化也在所難免，變而又合，痛心之端，必百，倍於今日。不是臣所忍心講的了。”上疏沒有多久，文祥就因病去世。溫詔賜恤，稱讚文祥“清正持躬，精詳謀國，忠純亮直，誠懇公明，為國家股肱心膂之臣”，贈太傅，給予騎都尉世職，入祀賢良祠，賜銀三千兩治喪，遣貝勒祭奠，諡文忠，歸葬盛京。命將軍崇實前往賜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