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1866—1898），字複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少年即胸懷大誌。甲午戰爭後，提倡新政，為湖南維新運動的中堅。後入京，任四品銜軍機章京，參加康有為、梁啟超領導的維新運動。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捕入獄，與林旭、劉光第等人同時被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譚嗣同少懷大誌，能文章，通劍術，為人慷慨任俠。
他5歲就開始苦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典籍。從10歲起，即拜篤好經世之學的歐陽中鵠（hú）為師，後又在當時名揚幽燕的俠客大刀王五（王正誼）門下學藝。從歐陽中鵠和大刀王五身上，譚嗣同學到了廣博的知識、精湛的武藝。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詢在各地做地方官，他隨父親到過甘肅、新疆和台灣，漫遊了黃河兩岸和大江南北，走了八萬多裏的路程。這不僅使他開闊了眼界，加深了對祖國的熱愛，也使他親眼看到了廣大人民饑寒交迫的生活情景，從而產生了挽救民族危亡、為祖國的進步事業獻身的念頭。後來，譚嗣同到北京找到梁啟超，兩人成了親密朋友。梁啟超對譚嗣同十分佩服，寫信給康有為說：“譚嗣同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我見過的人很多，其中不乏有抱負的人物，但要數譚嗣同為第一。”不久，譚嗣同寫成了有名的《仁學》這部書，反對封建倫理道德，號召人們衝瘊封建倫常的羅網。
在譚嗣同看來，西方諸國所以富強，是因為他們在開工廠、用機器，在政治上設議會、行選舉，而這些，中國統統沒有，所以中國落後，導致貧弱。因此，他認為中國要強盛就不能再走老路，而必須學習西方那套新法，奮起直追。
譚嗣同的這種思想，同當時的康有為不謀而合。
到了光緒二十年（1894年），譚嗣同更進一步意識到接受西方先進技術的必要性，因而傾其全力研治西學。此時，他已閱讀大量現有的自然科學譯著，並在數學領域表現出非凡的才能。在家鄉他發起創立了一個算學社。麵對頑固守舊官紳的攻擊壓製，他不屈不撓、無所畏懼。
後來，譚嗣同應邀回湖南，協助巡撫陳寶箴（zhēn）舉辦新政。陳主湖南新政，朝氣蓬勃，想以湖南開東南新政之先。同時，湖南省學政徐仁鑄是譚嗣同故交，也在倡導新學。是年七月，黃遵憲署理湖南按察使，黃曾長期任駐美國、英國及日本的外交官，接受過許多新思想，因此也是維新運動的重要骨幹。
與此同時，譚嗣同辦起了宣傳變法的《湘學新報》，這是湖南開辦的第一份報紙。譚嗣同還任南學會會長，不僅主持會務，並且在該會舉辦的集會上，作過多次頗有影響的講演。南學會的宗旨，在於團結南方一切重要維新人士，探討如何使中國富強，如何把發源於湖南的新思潮發揚光大。經過各方麵努力，湖南各界人士擴大了眼界，因而置輪船、興實業、籌辦鐵路，風風火火的做起實事。
從此，譚嗣同的名聲越來越大，在北京的維新派大臣徐致清向光緒皇帝推薦了他。光緒皇帝召見了譚嗣同，讓他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個人到軍機處辦事，主持變法。
變法是蓬勃的開展起來了，卻觸怒了掌權的慈禧太後，慈禧決定廢掉光緒皇帝，自己垂簾聽政，光緒皇帝感到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立即寫了一封密詔給康有為。
上麵寫著：“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了。你們要快些想出妥善的辦法搭救。我現在十分著急，就指望你們了。”
八月初一（公曆9月16日），慈禧的心腹榮祿手下的大將袁世凱到北京來了。在這以前，康有為曾經向皇帝推薦過袁世凱，說他是個了解洋務又主張變法的新派軍人，如果能把他拉過來，變法的力量就增強了。
光緒皇帝也覺得康有為他們不過是書生，無權無勢。變法要成功，非有軍人支持不可，就命令袁世凱進京接受召見。這一天，他召見袁世凱以後，馬上就給了他侍郎的官銜。
榮祿注意到皇帝在拉攏袁世凱，馬上調動起自己的親信部隊進駐北京和天津，切斷了住在天津小站的袁世凱進京的通道。光緒皇帝在八月初二（公曆9月17日）又寫了一封密詔交給林旭。林旭連忙把三天以前那份密詔也帶著出宮交給了康有為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