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把很多功夫放在學習、教育和理論探討上，讀書，特別是研習經典，是儒家的主要活動。與儒家的基本特點相比，法家更側重於務實，商鞅也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過分地重務實，就要反虛，商鞅在他的言論中，對虛是深惡痛絕的。
虛的一個方麵表現是重言輕行，說得太多，做得太少，或說得好，做得差。商鞅就多次明確表示他反對“煩言飾詞”，即反對所有不必要的廢話。他還說“辯慧，亂之讚也”，把那些善辯之徒看成是製造亂子的能手。他還提出，不能讓巧言虛道，即能說會道的人走一條官運亨通的坦途。
商鞅說出了虛的危害：“國好言談者削”，一個國家，如果隻是空談虛言，那就要削弱的，言下之意，要戒空談而注重實際。
正是本著這種精神，他又提出不能任用那些“《詩》《書》談說之士”，他之所以憎惡儒生，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他是從國家的強弱出發考慮的，並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好惡。
商鞅指出，那時各國的統治者都怕他的國家不振，於是就聽人出主意，出謀劃策的人很多，但說了許多，許多話，不得要領，不頂什麼用。這些出謀劃策的人還很得意呢，跟著學的人也多起來了，這是很要不得的。
他的結論是，明君應當知道，好聽的言辭是不能強兵辟土的。
如果“民釋實事而誦虛詞”成為普遍風氣，那商鞅農戰興、國的目標就無法實現，因此，商鞅極度憎惡空談虛言的態度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他還提出了關於“淫道”的概念：“為辯知者貴、遊宦者文、文學私名顯之謂也。”所以，商鞅要國家“不淫於言”，要“去言”，“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堵住淫道最好的辦法，就是去言尚實，過了兩百多年，在西漢中期舉行的鹽鐵會議上，肯定商鞅的桑弘羊和否定商鞅的賢良、文學們在這個問題上又進行了激烈的論爭。
雖說如此，但不要忘記，賢良、文學這些過於熱中於言詞的儒生們，也並非全是他們的先祖孔子當年的風格。孔子說過：“巧言令色，鮮矣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我們從今天出發去回顧，中國民族性格的基本傾向是崇實反虛。對於言辭，持謹慎態度，特別是普通中國人，這一點更為明顯。尤其是占我們民族人，口大多數的農民，更是重實際而輕虛言。所以，對於商鞅的反虛言論和主張，我們也要從民族特性出發去分析和認識。
請看一些經典性的言論。《周易》中說“吉人辭寡，躁人辭金”。《論語》中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墨子》說“多言何益乎”？這些言論都是重實輕言的。桑弘羊說得還要尖刻：“以言舉人，若以毛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