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雍正給曾靜以特別優待，不僅沒有責罰，而且還玉食錦衣地將其供養起來。他命令地方官員安排曾靜到湖南觀風整俗使任職，又命奕祿帶他到江寧、杭州、蘇州等各省學府去現身說法，當眾認錯，並為雍正辟謠，宣揚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愛民的各種功德，以消弭全國文人的反清情緒。
通過審訊曾靜，雍正得知他弟弟允祀、允禟等人的忠實隨從，在各地宣揚他用非法手段篡奪皇位的內幕，針對曾靜、呂留良及弟子嚴鴻逵的反清觀點，寫出關於清朝統治中國的合法性的辯論，並與曾靜的供詞及《歸仁說》，彙編成《大義覺迷錄》四卷頒發天下。這本書的書首為雍正的一篇萬言長諭，其後是訊問曾靜等人在獄中受審的供詞，最後附上曾靜的《歸仁說》一文。
四卷本《大義覺迷錄》是曾靜的文字獄的曆史記錄，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雍正在曾靜投書案結束後，親自編纂，刊刻成書。
《大義覺迷錄》刊印後，雍正下令頒發全國所有學堂，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不學習者治罪。1730年4月4日，《大義覺迷錄》的第一套刻版完成。第一批印刷了500冊，分發給在京的文武大臣，第二批印成後發送給各省高級官員，各省督撫還收到一套作為其所在省的印書館的範本，以便刻製新的木刻印板，分發給本省的大量的低級官員，後者繼續傳遞給縣鎮內的讀書人。
疆域遼闊的大清國中，大多數人並不識字。雍正皇帝選取了才學與道德都值得他信賴的文人，派遣到西北宣講《大義覺迷錄》的宗旨。這些長期埋首於儒學經典與權力鬥爭中的京城官員，穿越還算繁華的市鎮，走到人煙稀少的鄉村。在所到之處，他們建立起一座座臨時“龍亭”，焚燒香料，在努力營造的莊嚴氣氛中，大聲宣講授《大義覺迷錄》。據記載，當時在蘭州的一場講授中，宣講者是鄭禪寶，大約有一萬名士兵和百姓聚集在一起，虔誠的聽講，在理應人煙稀少的酒泉，則有兩萬人加入了聽眾的隊伍。全國的其他各地，也是書聲琅琅，對《大義覺迷錄》的宣講不絕於耳。
雍正十年，轟動一時的曾靜投書案以嚴懲允祀的追隨者及呂留良後人，寬釋曾靜、張熙而告終。雍正說：“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賞一人，不以私怒而罰一人。”並下令說：“曾靜係朕特赦之人。”釋放曾靜時，雍正皇帝還說：“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
然後，雍正的繼承者乾隆卻和雍正對此事的看法不一樣，甚至是背道而馳。雍正死後，新君乾隆登基僅僅四十三天，就將曾靜、張熙處以磔刑，並嚴令收繳和銷毀《大義覺迷錄》，列為禁品。若是民間有人私藏或閱讀此書者，一律處死。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禦製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大義覺迷錄》今存雍正年間內府原刻本及外省翻刻本，另有光緒末年香港仁社書局鉛印本，解放後中華書局有排印本。
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徑庭，有他周密的考慮。他在青年時代目睹了這場文字案的前前後後，他清楚認識到：父王想將誹謗公布天下，以獲清白，卻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審判台；雍正的“華夷之別”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皇宮中的秘聞醜事泄露、皇子間爾虞我詐、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等等，統統詳細地記錄於《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損害了萬乘之尊皇帝的形象，暴露了國祚和宮廷的絕密，起到反宣傳作用，根本達不到使臣民“覺迷”的目的，隻能更增強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對清朝統治極為不利。因此必須徹底剪除禁錮異端思想的蔓延，肅清其流毒。同時留著這兩個彌天重犯“當”反麵教員“更難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幹脆一殺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