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的孫先生，有七年的時期，在卑陋的鄉村學校中受教育。那學校不是現在的新式學校，它是相沿千餘年來的一個不分班次、沒有授課標準的村塾。孫先生走進這個村塾的時候，才有七歲，在翠亨村裏的小孩子，他是算受教育最早的一個了。廣東人平時都歡喜拖木屐，但孫先生每天到村塾去上學時，總是穿了一雙膠底的布鞋和整潔的衣服才去，這是他終身謹飭的起點。孫先生家裏的人，天才亮大家就起身，到田裏去工作，這是鄉村中很普遍的生活。孫先生每天到村塾，是很早的，回家後，有時也到田野裏做些勞力的工作。他幼時雖是勞苦些，但是很快樂，也常覺得有新奇的興趣。他也願意快樂和知足，終身過那清幽的鄉村生活，隻要像翠亨村的幼年時代就夠了。他何嚐天生就願意去做一個革命的領袖，受革命生活中種種的危險；也並不喜歡做那大政治革命的工具，去造成那種革命流血的慘劇，但是責任的命令督促他，終於不準他回複他那翠亨的鄉村生活了。
那時翠亨村地方，雖是沒有什麼能夠發揚誌氣的事情，但是孫先生的母親是很賢惠的，父親是很正直的。孫先生曾經告訴人家說：“我的母親很慈愛的，我的父親也是很好的；家庭中雖是守舊一些，但是古樸可風，另有一種美德存在著；這種美德是適合於人生道德的。我因為要博得他們的重視，所以一心上進。我的母親希望我能得到家中的信仰和全村人的敬禮，使我自己得以身心愉快。”確然的，孫先生的優美的德性，大半是得之於他的健全的家庭。孫先生的母親，雖也免不了中國古代遺傳的迷信，但是她的有力的心靈，依然能夠感導孫先生，養成他領袖的天才，引伸他的同情心到中國的全民眾，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我們在這裏可以說：世界上絕沒有比真理更大的宗教，也沒有比賢母更大的感導力。
村塾中。對於年幼的孩子照例地要教他們高聲朗誦《三字經》，這就和現在的小學教科書是一樣地算作學童的課本，但那時是用機械式的方法強迫他們背誦記憶。孫先生過了一個月以後，他幼稚的頭腦已覺悟到這種教授的不合理，於是大膽地起來向教師反對道：
“我一點不懂，盡是這樣唱有什麼意思，我念它做什麼？”
教師驚駭地站起，拿了一根榎楚，在手中掂量，但不一會他的手放下來了，因為他正在思索，文是全塾中最善於背誦的，打他似乎不能使人心服；而且文的父親，是村中的長者，恐怕也不便如別人一樣對待他。於是教師揮動他的榎楚，可怕地喊道：
“什麼！你反叛經訓嗎？”
“不是，我並不反對經訓，但是我對書中一些不懂的意義，為什麼要天天這樣無意識地念呢？”孫先生敏捷地回答。
“這就是大不敬，就是反對先聖賢之教。”教師可怕地說。
“但是我到學塾裏來，是要先生教我的，而我竟不明白我所讀的。”孫先生仍然抗命回答，教師不勝震駭。
那時孫先生比較別的學童有進步，所以他已有求知先聖賢哲學問的心理，因又說道：“可否請先生明白告訴我，使我知道書中講的是什麼？”
教師的心軟下來了，他以為這是例外的事情。但是年幼的孫先生又對他解說：“世界上無論什麼事情，都有理由的，為什麼這種文字沒有意義呢？”教師沒有話答複了。孫先生這種反對，竟使他深入經書的意義中間，造成了他將來的大學問家的基礎。然而，他的幼年時代，到底是太孤立無援了，閉塞的翠亨村，一切的一切，都像在黑夜中，沒有一件事物，可以做他將來的指導，教師指示古人的教訓，像昏暗的星光一樣使他格外黑暗了。他隻有仗著他個人天才的感悟，從蒙昧陳腐的環境中，像黯淡的山光，清幽的潤色，散漫的家宅，高低的穹廬，這裏邊衝出一線光明來，恐怕在這種黑暗的境地中，隻有他一個人能自信，所以後來才憑著他個人的天才，把這一線光明，發揚光大起來。這風景秀麗的翠亨村，在那時是永遠地遮蔽在黑暗的厚幕之下，再沒有第二個人有勇氣衝出來：年幼的孫先生是這樣的孤立無助。
大約過了三年，孫先生轉到另一村塾去念書，那裏的教師，一位是何鐵士先生，一位是程植生先生，他們當然要比那一位教師高明些。這村塾是在翠亨村西麵的馮氏宗祠裏，附近的風景，是非常清幽可愛，孫先生在那村塾裏很用心地讀書，進步得很快。那位在紀元前十七年（乙未）廣州第一次革命的陸皓東先烈，也和孫先生同在一起讀書，他小孫先生三歲，這時候是八歲，但他是孫先生幼年時僅有的同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