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但是孫先生個人思想上、事業上的出路，也是整個中國民族的出路，偉大的孫先生，開始踏著革命的大道而前進了。但是革命不是空洞的口號，應當從什麼地方著手呢？他經過詳密的考慮，決定要有一種可以憑借的職業，以為藏身的地步。他曾經想學一個軍人，但是滿清政府下的陸軍學校，是不許漢人進去的；福州的海軍學校，也剛在中法戰事中被法國人毀壞了。又想做一個律師，但那時還沒有法律學校，最後他就決定學醫學，因為醫生與社會接觸的機會最多，可以在醫生的名義之下秘密地進行他的計劃，也可以憑借醫業以終身從事於革命的事業。
這是孫先生少年抱負實現的開始，他在檀香山時候，曾經和一位華僑杜南山討論過關於良相與良醫的問題。杜南山是廣東順德人，和孫先生友誼很厚。有一天孫先生看見南山的書架上，放著翻譯的醫書，很是奇怪，因此問南山道：“譯這種書有何用處？”南山道：“從前範文正公曾經說過‘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我譯這種醫書。就是這個意思。”孫先生聽了，起初也很佩服，後來卻對南山道：“以前你說範文正公的話，我以為不十分妥當。因為凡是讀書的人，不是馬上可以從政的，從政的人，也不是馬上可以當權的。倘使殫心竭力以求作相，等到不成功再去做醫生，不但良醫不容易做，就是努力去做，恐怕也太晚了。據我看起來，應該一方麵努力政治，一方麵努力醫術，這樣定了目的，向前進行，才可以有一方麵的成功。”南山聽了非常敬佩。現在孫先生果然依照當年的遠大見解，應用到實際事實上了。
孫先生的計劃決定了，他就離開翠亨村，直到廣州。由喜嘉理牧師的提議和介紹，進了博濟醫院附設的醫學校。這學校是由院長克爾博士主持的，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孫先生對於醫學，也特別注意外科，因為這是比較有興趣的一門科學，因此他在克爾博士教導之下，很用心地學習：讀書是孫先生一生最大的嗜好，他對於這新奇的科學，尤其是要格外細心地研究了。
博濟醫院是英美傳道會設立的，創立於1835年，當時遠東各國還沒有西醫西藥，這醫院可說是開風氣之先。1855年，克爾繼任院長時才附設了這個醫校，1879年又兼收女生。當孫先生肄業時，這學校已有三十多年的曆史了。當時學費非常低廉，每年僅納二十元。孫先生寄寓在醫院內哥利支堂十號宿舍，就是現在的四十八號病房。
在這學校裏，同學並不很多，但孫先生卻發現了一個同誌，就是紀元前十二年（1900年）在廣州起義的鄭士良，他是廣東客家人，生長在歸善縣淡水墟。在學校的名字，叫做鄭安，號弼臣。廣東的客家人，大都是三合會會員，士良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為人豪俠尚義，孫先生一見了就很賞識，於是漸漸地和他接近，他也很敬仰孫先生，他們友誼一天天地深起來，於是在密談中，孫先生向他說出了也要革命的心理。士良聽了，就非常悅服孫先生的意見。他們興奮極了，就滔滔地議論起來：
“你是一個純粹的書生。要革命必須靠武力，還須要共同起事的人，這些必須要顧及的。”士良說。
“但是我所想像的革命，是不像古代英雄的崛起草莽，第一必須要秘密地宣傳革命的主張。然後集合廣大的同情於革命的群眾起事。”
“那末，我們三合會會員就是革命的群眾了，因為我們的宗旨就是‘反清複明’，不過會員因為曆史太久遠了，都已忘掉了他們的本旨，現在隻要登高一呼，他們還是可以為革命出死力的；這個責任我一定可以擔當，為你幫助的。”
孫先生聽了快樂得幾乎要跳起來了，他渴想了幾年的革命事業，居然到現在才遇見了一個真實的同誌；士良也很滿意，因為孫先生竟能引他為同誌，於是他們密切地聯絡起來，他們在同一的革命目的之下，深深地樹立了友誼的基礎。但是全校的同學，隻有這一位鄭士良是做了孫先生的同誌，可以和他暢談革命，其餘的就都是話不投機了。
不久在一個很巧合的機會中，又認識了尤列。尤列，字少紈。廣東順德人，自幼好與洪門會黨的人交遊，他的族人尤裕堂是博濟醫校的畢業生，在順德鄉間行醫，他常常到省城來采購藥品，每次總是到母校探訪舊友。有一天晚上，他和尤列正走向博濟醫院去。經過十三行果攤，看見幾個人正在紛呶不已，仔細一看，原來就是孫先生和鄭士良等兩三個人，因為他們想買荔枝，但大家都沒有帶錢，要求果攤老板明天到博濟去收錢，果攤老板不答應，就這樣爭論起來了。裕堂見是熟人，就拿出半元錢，代為解圍。於是他們回到校裏，大吃大談。尤少紈對於孫先生的革命主義，尤其傾心悅服。從此孫先生和士良少紈三人，常常密談革命。那時博濟醫校中有一位化學教師何瞭然喜談佛倡，他常說“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兩句話，孫先生聽了覺得很有趣味，於是每天無事時，也學他說幾遍。當孫先生和士良、少紈三個人議論風生的時候，許多同學漸漸地注意起來，如果問他們所談何事，孫先生就高誦：“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使他們不得要領。這兩句神秘的話語，竟遮飾了當時孫先生的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