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先生倫敦蒙難這幕悲劇告終了，他在國際上卻成了一個名聲赫赫的大人物。當事情擴大以後，倫敦的報紙除《地球報》以外，也都用大字登載起來，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荷蘭教授，在倫敦《泰晤士報》上所發表的論文，引起凱文狄希、胡特等的討論，他們對於國際法的研究都很有聲望的。十月三十一日《發言者報》還在繼續刊載關於孫先生案件的言論，一直到十二月三日，香港《支那郵報》更發表了一篇關於孫先生的曆史及主張比較詳細的論文，使貼鄰香港的廣東政界，格外震驚。所以當時海軍衙門派赴駐英使館的一個叫做淩鳳的，在他的日記上，這樣記著：
十九日（即十月二十五日），獲孫文一案，反為該人成名。當解放時，有其同黨梅生等暨報館諸人，欣門尋討。翌晨時報，大發議論，並繪其像，謂當被囚時有人告日，此番獲解回華，當梟首；或用鴆毒，或貫水銀，裝箱帶回。但在他國之地，豈能行彼國之法。然此密謀。他人不知，何以別生枝節如是？
這是確實的，孫先生得到這樣一個機會，使他的成名格外快，並且更迅速地促進他事業的完成。但是使館的梟首、鴆毒等等密謀，如果做到了，孫先生也就完了，所以淩鳳怪外間怎樣會知道這事，使滿清政府的罪惡，隨著孫先生的聲譽同樣地宣揚開來。
孫先生從使館出來以後，新聞記者和文人學士來訪問他的。絡繹不絕，他把這事情經過情形，一一回答他們，幾乎使他舌敝唇焦，大約隔了二十天左右，就從康德黎家裏回到原住的地方，就是葛蘭旅店街八號。
可是滿清政府對於孫先生這樣的下落，是不能甘休的，所以停止活動很久的司賴特偵探社，從二十三日孫先生出使館門口起，就又緊跟著他的行蹤，而從事秘密偵察了。同時，北京總理衙門還是怕孫先生回國，所以又有密函致兩廣總督譚鍾麟和廣東巡撫許振偉，教他們設法在新加坡、西貢、香港等埠，相機密探。直到龔照瑗報告總理衙門，說孫先生在倫敦，一時不會回國，但譚鍾麟和許振偉還在南方嚴防，甚至要等孫先生一到香港，就實行暗殺，不使他生還。孫先生和滿清政府，真是勢不兩立了。
孫先生脫險後在倫敦的生活怎樣呢？這卻不能不感謝司賴特社許多偵探的一番忙碌，使我們得到不少的材料。這報告自十月二十三日起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十二日止，那時孫先生已經離開英國往加拿大到日本去了。他們所報告的，當然隻是一些表麵的行動，但這究竟是那時期孫先生比較詳細的“起居注”，從這裏麵很可以看出孫先生生活的另一麵。
大概那時孫先生每天早上十一點左右，從葛蘭旅店街出來，或者一直到譚文省街四十六號去看康德黎，或者到霍爾龐郵局去寄信，那時孫先生大概寫信到外麵去的很多，據偵探報告，簡直是每天或隔一天都到郵局去的。大英博物圖書館（British Museum）是孫先生常到的地方，有時從早上十一點多鍾進去一直到下午七點才出來。這樣很久的七八個鍾點，都在參考室中研究，他真是用功極了。那偵探社的報告中，一再說：“他的行動很有規律，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圖書館，譚文省街四十六號，霍爾龐郵局。”他們又說：“在大英博物圖書館，他不變地總是進閱覽室，並停留幾小時，偶然地為要吃些點心，就離開到布萊街的金穀麵包公司之後，有時仍回大英博物圖書館。”有時下午到阿爾培脫路立近脫公園去休息，但手裏常常拿著一份新聞紙。每天七八點鍾，就回到寓所去，晚上卻很少出來。
當孫先生離開使館的最初幾天，是常到紅十字醫院或醫學校去，有時往動物園等處參觀，孫先生雖是在大難以後，但對於學問研究的興趣，並不因此有絲毫灰心，他反利用這個機會，盡量地加以考察和研究。據偵探見到的，孫先生除常到大英博物圖書館以外，石室圖書堂、康辛頓帝國學院（Imperial Institute）和南甘星敦博物圖書館等處也常去的。同時也常到憲政俱樂部去做過幾次調查的工作，到愛爾頓農業館家畜展覽會、李勤街工藝展覽會等處參觀或考察。大概在最無事的時候，才到立近脫馬戲場去消遣。
曆史上再沒有像這樣巧的事情了，四十七年前（1849年）馬克思在大英博物圖書館完成他的《資本論》的著述，現在孫先生也在這圖書館常常出入，偉大的三民主義的全部思想，也在這環境中確立起來了。但當時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是想從亞當史密斯以來各家經濟學中另開一個局麵。那時歐洲社會主義的運動正在風起雲湧，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論點。斷定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內在的矛盾，革命是有必然性的不可避免。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這樣說：“在一切生產力還有未盡發展的餘地的時候，原有的社會製度是不會消滅的：新的較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們所借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還未成熟於舊社會的胚胎中之前是不能出現的。”所以他手創的第一國際（也在倫敦成立的）終於經過內部的激烈爭論之後，靜悄悄地歸於解體了。這個時代思潮的轉變，恰恰留待四十七年後，孫先生來支撐和推進。英國從那個時期起，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雖是繼續發展，但他們卻成為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這樣，在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下麵，小資本被並吞於大資本，勞動階級的生活，更陷於困苦；同時，由於國外競爭的結果，使農業工業同樣地受到打擊。於是從1880年以後，社會主義的運動，還是回到複活的路上，是一種很自然的趨勢。孫先生正在這英國社會主義各種理論和運動充分發揮和進展的時候。在倫敦用苦功的研究，這對於他思想上當然免不掉受到重大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