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先生這一次到日本，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第一，孫先生革命的主張，既經完成，必須要更廣大地宣傳，準備第二次的革命，但那時歐洲的華僑很少，也沒有留學生，要鼓吹革命，也無從鼓吹。日本與中國，在地理上是很接近的，最便於革命的策劃；第二，因為那年孫先生到倫敦以前，陳少白留在日本，對於興中會的推廣，已經有相當成績；孫先生回到內地，當然是不可能了，因此隻有到日本，準備憑借在日本的興中會的基礎，來做第二次的革命工作。
孫先生到日本的時候，大約是在紀元前二十三年八月底九月初的光景。到了橫濱，就去找陳少白，患難餘生，看見了老朋友，真覺得有異樣的快樂。那時少白一個人在日本，因為幾個華僑想學習國文，就利用機會，發起組織學校，但少白這時想到台灣去，現在孫先生來了，他就把這事情報告孫先生，要請他讚助。孫先生就替他題校名，叫做中西學校，教員由少白提議托梁啟超在上海代請。梁啟超是少白當第一次廣州起義時孫先生要他到上海來招集同誌時認識的，那時梁啟超正和康有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同住在洋涇浜全安棧內，就此相識起來了，少白因為他是主張維新的，革命黨裏當教員的人又很少，所以就托他代聘，孫先生也很讚成。不久，少白就到台灣去。但梁啟超介紹的教員，還沒有到日本，他已把中西學校的名稱，改了大同學校，孫先生因為這是小節，也不去交涉，這是維新黨和革命黨最早的聯絡，也是最早的伏下了衝突的導火線。
在孫先生未到日本以前，少白已認識了幾個日本朋友，如曾根俊虎、宮崎彌藏等。那時宮崎彌藏病得很重，他有一個兄弟叫做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正在暹羅，他就寫了一封長信，說橫濱有一個中國革命黨的重要人物，要他趕快回來。宮崎寅藏回來的時候，他的哥哥已經死了，他就由曾根俊虎的介紹，認識了少白。少白把中國革命的要旨告訴了他，並且給他一本孫先生的《倫敦蒙難記》，他對於孫先生竭誠傾慕，就立刻要少白寫信介紹在香港、廣州、澳門的興中會的同誌，因為他在報上看見孫先生已經離開英國，他準備到廣東去訪求孫先生。但是他到了香港、澳門，孫先生卻已來日本，他就趕回來。那時，孫先生就住在少白的寓所，宮崎寅藏一到了橫濱，就到少白的寓所，但少白已經走了。這時候大約是在早晨，孫先生還沒有起床。宮崎寅藏剛剛坐下來，看見裏麵走出來的人，就是在相片上見過的革命領袖孫先生，他快活得幾乎要跳起來，孫先生因少白也曾提起過宮崎寅藏的事情，所以一見麵大家就很親熱。但孫先生那時不十分能說日語，他們就用筆談，縱論中國革命形勢。孫先生問宮崎寅藏日本政府能否幫助中國革命。宮崎說：這事情必須要問犬養，犬養曾說：大臣大隈很容易講話的，隻要陸軍參謀長能夠同意，事情就好辦。大概犬養已經和大隈談過，不過他為審慎和秘密計，不願意說出來罷了。犬養就是犬養毅，因為那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毅幫助大隈辦理外交事務，他在大隈前麵是很有講話力量的，宮崎寅藏等許多誌士，都是奉了犬養毅的命令，調查中國革命的。接著，孫先生就和他討論革命的發難地點；
“今日有誌者，到處皆是，惟不敢言而已（原文矣字，疑為已字之誤）。是以吾輩不憂無同誌，隻恐不能發一起點而已（同上）。有一起點，即如置一星之火於枯木之山矣，不必慮其不焚也。惟此起發之地，閣下以何為最善？前者弟以廣東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萬，但有前年之失，當地之官，已如驚弓之鳥，到處提防，我輩舉動，較前略難矣。是廣東者，今日非善矣。不先擇定一地，則無由定經略之策也。”
“還是以四川為負隅之地，有張羽翼於湘、楚、汴梁之郊原耳。”
“但四川不近海口，接濟軍火為難，奈何？”
“軍火一項，雖近海口，亦所難，無已，開接濟之道於浙東之沿岸乎？”
“是亦失之太遠，誠如前之所言，在山東、河南、江蘇交界。可招二三萬眾，則以江蘇之海州為最善矣。暨起點之地，必先得人，其次接濟軍火之道，其三不近通商口岸，免各國借口牽製，海州之地，於此三者皆得握運河，絕漕米，此亦製北京之死命。”
“取於海州之事，弟已於十餘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盤桓七八天，細看海口之形勢，不便入巨船，隻離海州數十裏，雲台山在海中，有可靠大船耳。且州城有厘金，每小船通過稽查甚嚴。”
“到此時不怕厘金卡矣，弟所謂起點者，則先奪取一地，而意亦並指雲台山也。”這是孫先生的答複，但孫先生接著又改變口氣寫道：“先奪雲台，結束已成，而人縣城，或事可集，然是亦不得謂恰好之地。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已。在海州則進取接濟，亦利於廣東矣，惟聚人則弟對此毫無把握；蓋萬端仍以聚人為第一著，故別處雖有形勢，雖係接濟，而心仍不能舍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