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革命運動孫先生已經準備就緒，但快要臨到發動的時期，香港的同誌要求孫先生聯合李鴻章在兩廣獨立，組織新政府，以避免流血的革命。這也是在革命史上留下的一個幻影，事情是沒有成功，不過更促進了孫先生對於革命進行的信念而已。
這一段事實的經過很複雜，現在簡單地說：那時李鴻章是做兩廣總督，他因為在中日戰爭時，對日本屈服了，全國輿論都不滿意他，因此在滿清政府中很失勢，後來康梁在海外倡議保皇，滿清政府要他出任兩廣總督，是在防止康梁在廣東起事的。現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了，北方陷在混沌的狀態中，香港同誌何啟和陳少白商議。想借重香港總督的力量，勸告李鴻章聯合孫先生在廣東獨立，理由是說保全兩廣，免得跟北方一樣的混亂，這是一方麵的情形。同時，李鴻章的親信劉學詢，早就有意拉攏孫先生，紀元前十三年（1899年）。他到日本和孫先生往還甚密，孫先生並且介紹他去認識犬養毅，由犬養毅引見大隈重信。劉學詢的拉攏孫先生是要向滿清政府邀功的，因為他知道滿清政府對於康梁已經厭惡，但他仍逍遙海外，無法應付孫先生久居外洋，對於華僑是很有聯絡的，所以他想利用孫先生來抵製康梁。但是他的如意算盤，沒有成功，孫先生和他接近，是利用他來籌款的，他決不會拋棄了革命立場和任何一個在滿清政府下的官吏妥協的。因此，孫先生一麵拿定了主見，一麵還是讓一部分同誌去活動。
這大概是在紀元前十二年（1900年）的五月，何啟和陳少白等在香港的活動，已經大體成功，並且和劉學詢以及在李鴻章幕下的另一要人曾廣銓也疏通好了，要他們從中助力。他們就征求孫先生的同意，用孫先生的名義做頭銜，上書香港總督，大意是說，滿清政府的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英國和中國有密切的關係，商務教堂，遍於內地，因此要求借重他們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接著就說到滿清政府政治的腐敗，尤其是著重於外交方麵的情形，以激動英國人的注意。但最重要的，是在暴露滿清政府的罪狀，主要的幾句話是這樣：
就現在之己見者，則如妖言惑眾。煽亂危邦，釀禍奸民，褒以忠義，是謂誨民變，東亂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凶，命為前導，是謂挑邊釁。教異理同，傳導何罪？唆聳民庶，屠戮遠人，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種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使，國體攸關，移炮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猶滯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為至理，竟因忠諫，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啟釁貪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授兵權，是謂用僨師。裂土瓜分，孽雄耽視，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為挑撥，遂啟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滿政府之的確罪狀，苟不反正，為禍何極？
最後又附著治平章程六則。內容是：一、遷都於適中之地；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地成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三、公權利於天下；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變科舉為專門之學。其中第二條關於政治的組織，中央政府首長的職權，是規定在憲法之內的，並且注重各省的自治，如省的一切政治，皆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的遙製，這是一種聯邦政府的理想。第三條公權利於天下中各關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這是因為要求英國幫忙不能不這樣說的。在這信上署名的，除了孫先生以外，就是楊衢雲、鄭士良、陳少白、史堅如等，以及其他興中會會員。那時楊衢雲已回到香港，幫助少白等聯絡會黨。
從這信的全篇主旨中，可以看出有一個言外之意，就是說義和團式的亂事，是影響在華各國的利益，香港密邇兩廣，如果有事情了，必受莫大的影響，所以必須預籌保全的辦法。換言之，是要香港總督勸告李鴻章獨立。香港總督認定廣東是他們英國的勢力範圍，對於中國亂事的漫延，當然很注意的，並且他和中國人感情極好，他受了何啟的運動，又接到這封書，倒很同情，就寫了一封信，由沙麵領事轉交李鴻章，很委婉地說明此意。
李鴻章那時對於這個提議，不免有些心動，但他是以清帝後的存亡為關鍵，所以還是保持穩健的觀望態度。劉學詢見李鴻章已有些活動的意思，就報告孫先生，要孫先生立刻到香港來商量。孫先生就派平山周先到香港來探聽虛實，隨後自己也從日本搭法輪“印地亞斯”動身到香港來。孫先生自紀元前十五年（1897年）九十月來日本以後，到現在已過了四個年頭了。這次隨孫先生同來的，有鄭士良等，還有幾個日本誌士，如宮崎、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福本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