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惠州失敗以後，接著又有欽廉防城的起義，孫先生經營革命的苦心。和遭遇困難的事實，在這一次事情中，更是格外表現出來。因為欽廉起義，自孫先生派克強和郭人漳聯絡以後，早已醞釀了很久，所以當潮州發動時，孫先生再三要許雪秋等暫時不動，但事實上他們不能不動，一動又立刻失敗，使兩方麵失去了聯絡，這是很可惜的。
引起欽廉革命的種子，是很確實地由於滿清政府苛捐雜稅壓迫人民，激起了一種猛烈的反抗運動。欽廉原是地瘠民貧，但欽州的那黎、那彭、那思三墟，土產蔗糖很多，橫征暴斂的滿清政府，對於這地方的蔗糖就加了很重的捐稅，人民因為負擔不起，就在這一年（紀元前五年丁未）春間舉了十幾個紳耆到官廳去要求蠲減這項捐稅，但官廳竟把這幾個人拘禁起來，想把他們加以恫嚇，就可平靜無事了。可是被壓迫的人民為了生計的要求，逼著他們不能不反抗到底。在同一目標下的鄉民愈聚愈眾，於是產生了一個萬人會，是抗捐運動的總機關，以劉思裕為領袖。他們第一步工作，就是劫奪被捕的十幾個代表，因此和清軍衝突開火，鄉民死了數十人，但反抗的聲勢益見高漲。欽廉道王秉必嚇得手忙腳亂，向省城告急，指劉思裕等為土匪作亂，粵督周馥立刻調統領郭人漳統率防軍三營，標統趙聲帶新軍一營，炮兵機關槍各一隊，馳赴欽州，會同總兵何長清合力攻擊。孫先生在河內得到這個消息，非常快樂，因為欽廉人民能夠反抗政府，而政府所派軍隊的長官郭人漳早已與黨人通聲氣，趙聲本來是一個最熱心的黨人，如果聯絡一致，就可立成大事，於是立召漢民從香港回來，規劃一切。時遭欽州三那鄉民代表梁少廷、梁建葵也到河內來見孫先生，要求協助。孫先生於是派鄺敬川到廉州良屋去聯絡劉思裕，一麵調查虛實；又派胡毅生到趙聲營中去約郭人漳一齊乘機起義。不久，郭趙二部從省城出發，劉思裕派陳湧帶了密函去見胡毅生，要他轉達郭趙二人，說欽廉團兵，已與黨人聯絡，不必攻打了。但陳湧到了北海，郭趙所部已經開拔走了，陳湧卻沒有勇氣再趕上投遞這封信，於是郭人漳不曉得內情，經過米仔村時，派管帶林虎帶了一營兵進逼劉思裕，思裕以為既已派人和郭軍通好，現在郭軍開來，當然不會有什麼的，因此毫無準備。卻不料竟事出意外，郭軍突然開火了，劉思裕結果死在亂軍手中，數萬資產，也因此完全損失，人民死傷的更不可計數。這一場大禍，完全是由陳湧一手鑄成的。毅生在軍中還沒有知道，因為消息隔絕，才很著急地去見孫先生，孫先生卻早已調查明白，把這經過告訴了毅生，於是大家都非常痛心。
這時候，孫先生已經催克強從新加坡回來了，因此派他和王和順跟著毅生再到北海去。孫先生的意思是要王和順在欽州腹地擔任收編民團的主幹，以便再起事，克強和毅生仍和郭趙二人去聯絡，這樣兩方並進，不致有呼應不靈的缺點。
王和順是出生行伍的豪客，曾和遊勇胡欽、陸亞發在廣西起事，一舉而占據南寧，威震清廷。他這次從西貢到河內來歸附孫先生，孫先生對他解衣推食，禮遇至優。那時因為仆役不多，機關部裏許多同誌的衣服，都由孫先生的一位親屬陳四姑親自洗濯。和順卻引為不滿，見諸辭色。克強大不為然，他對孫先生說：
“先生以國士待和順，而和順不以禮相還，盍稍抑之？”
“和順是行伍出身的人，舉止不免粗豪，我為國納賢，怎麼可以因一點小事情和他計較呢？”孫先生沒有接受克強的意見，和順聽了孫先生這樣的話，因之大為感動，他的態度，也從此改變。現在孫先生要他到北海去，他卻有些為難了，原來他是一個膽怯的人，孫先生再三叫他快去發動，他總是不敢，並且提出種種要求，孫先生因此很婉轉地勸勉他說：
“你進去發動好了，在發動的時候不能夠樣樣都完備的，從前沒有聯絡，尚且可以聯絡，現在有了聯絡，為什麼反而不能呢？”
和順沒有理由回答，隻好勉勉強強地答應去。他隨身卻是帶了許多毒藥，這毒藥給孫先生看見了，就當場指出他的錯誤道：
“我們不可以帶這些東西，我們不必怕殺，假使給人家捉住了吃毒藥，這是怕死的明證。廣東人所說的‘大丈夫自有人來殺我，我不自殺！’這是革命者的勇氣，你還是不要把毒藥帶去吧。”
這許多話又把和順說得無話可答，於是決定和克強、毅生出發。克強不多時又轉赴欽州。和順等到了陸屋，再約郭趙發難，郭趙都說如果有堂堂正正的革命軍起義，當然立即響應。當時計劃，想由和順率眾先進取南寧，由趙聲以所部自後尾追，相機暗助，如果南寧攻下了，再用這方法去攻占其他地方。但後來因為運動南寧的清軍，沒有成功，這個計劃始終沒有實現。那時三那父老對於和順非常歡迎，已故劉思裕的侄兒顯明也率領幾百人來會。但遷延了很久，和順天天想等機會來動作，都沒有成功，顯明也引眾散去，於是和順統率餘眾在板城墟屯紮，一切糧食，都由鄉民供給。這樣很平靜地過了幾個月，很巧的，駐防城衛軍左營左哨官劉輝廷給黨人說服了也決心反正，右哨哨官李耀堂是以劉為馬首是瞻，他們是防城全城僅有的駐軍長官，他們能夠反正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孫先生因為防城近白龍港，有海上接濟的便利，非常讚成，就一麵派王和順為南軍都督，梁建葵、梁少廷為副都督，準備一切。一麵去電香港馮自由及日本長崎萱野長知，催促他們把已購軍械運至白龍港起岸，以備革命軍取用。同時在河內就地召集同誌，並加聘許多法國退伍軍官，預備軍械一到，占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就可組織軍隊，這樣很周密的計劃和布置，如果一一實現，這次起義就很有辦法的，但不幸卻橫生了許多枝節，使孫先生這周詳的計劃，依然失敗。
這次失敗的關鍵，很像七年前惠州起義是一樣的為了運械問題，但上一次是因為所托非人，並且是一個日本人；這一次卻起於自己同誌的內訌，現在我們說起來，是非常痛心的。原來這次孫先生運械，早在本年四五月時著手計劃，自黃岡事情失敗以後，孫先生還是繼續進行，並派萱野長知於五月七日回到日本，要他專辦這個事情，此外宮崎寅藏、三上豐夷、前田九二四郎、宮崎義弟等，也都很幫忙。二十日萱野就從長崎來電說明購械租船二事，都已辦妥，隻要款項一到，就可完全辦好，孫先生因即著馮自由在香港向正金銀行彙去日金一萬元，交長崎寶屋轉給萱野，隻等著第一批軍械運來。很巧的，防城起義的事情也在這時決定，因此要他們改在白龍港起岸。但是不知怎樣的，東京同誌把這件事情告訴了章炳麟，章炳麟知道了就進行破壞的陰謀。這事情是和上次孫先生離開日本時留交《民報》社二千元的事情有直接關係的，我們應當在這裏約略地補述一下。那時炳麟在《民報》社擔任編輯，就以《民報》社看作他私人的地盤，他以為鈴木送給孫先生的錢，都給《民報》社的，而孫先生卻隻交出二千元，其餘的都充作潮惠起義的需用，因此就大發書呆式的牢騷，摸不著頭腦的大鬧大吵。同時竟把掛在《民報》社的孫先生的照片撕下來，下麵批了幾個字，叫做：“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他以為孫先生還是在香港，就把照片連批語寄回香港。後來潮州、惠州軍事相繼失敗，在東京的陶成章等更附和炳麟反對孫先生，炳麟竟又提議革除孫先生同盟會總理的職務，庶務幹事劉揆一大不為然，力排眾議，因此和同誌起了一場架，劉光漢更引日人北輝次郎、和田三郎等主張改組同盟會本部，東京的同誌鬧得烏煙瘴氣，同盟會幾乎風雨飄搖，也有人勸孫先生引“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古語，向東京本部引咎謝罪的，但孫先生嚴正地答複他們：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決無引咎的理由，這個黨潮也就漸漸地平靜下去。但章炳麟始終對孫先生抱持惡意態度的，這一回孫先生派同誌到日本買軍火，他當然要乘機報複了。當時孫先生所購的軍火是村田式，炳麟就亂嚷亂吵地說道：“孫某所購軍火是村田式，這種式子在日本早已不用了，運到中國去不是使同誌白白地丟了性命麼？可見孫某實在是不講道理，我們要破壞他。”他說了這些話，一部分同誌也竟盲目地附從。其實炳麟這幾句話完全沒有根據，因為當時滿清政府軍隊所用的槍械是老毛瑟，比村田式不見得高明，甲午年中日戰爭的時候。中國是用老毛瑟打敗仗，日本是用村田式打勝仗的。不過炳麟存心造謠破壞，就不惜顛倒事實罷了。當萱野正在積極準備起運時，他們就聯合北輝次郎用明電打到香港《中國日報》，說這一批軍械，萬萬不能用，這是無異於告訴敵人說，革命黨在私運軍械，於是這個計劃被章炳麟一手破壞而又歸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