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元前三年己酉（1909年）三月十七日，孫先生寫信給澤如、心持、赤霓三同誌說：
“弟定於十九號離星往歐洲一遊，此行以財政外交為兩大注意問題。英法荷等國各種外交，俱必於彼祖國政府運動，方能得力。至於財政問題，即前日借款要件，前途催往共商，為日已久，不能複緩也。弟行後，仍望公等以熱力鼓吹同誌，增進團體為一日千裏之象。南洋支部弟托諸漢民君料理，各事均可如常通知商辦……”
我們從這信裏可以知道，孫先生快要離開新加坡到歐洲去了。孫先生這次重遊歐洲的任務，在信上已經隱約地說出。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知道這次孫先生離去新加坡有幾種重要原因：第一是受了河口敗兵的影響。河口和鎮南關退下來的軍人，分子本來是很複雜的，孫先生為使他們安心地居留和解決生活問題起見，派永福、義順等創辦石山公司，把他們都收容了進去。此外，又介紹到吉隆坡、怡保、吡叻、文島各埠礦山、工廠，或農場去做工，使各安生業。但有一部分人，還是常常妨害地方治安，後來竟因搶掠嫌疑案，給新加坡警察拘去了二十一人，並且還牽連到和孫先生早年相共的尤列。他這時正在做醫生。經孫先生多方設法，才得釋放。但清領事館就借題發揮，要求英國人趁此幹涉革命運動，於是孫先生的活動，受了很多阻礙，後來竟因此把南洋支部，遷到庇能去。第二，這時孫先生一麵注重黨務，一麵還是不忘情於軍事的運動，河內方麵有一部分軍火，可以買到，隻需對經手的法國洋行付第一批款一千五百元，同時在法國可以借到一千萬元。但這借款問題，必須孫先生親自到法國去商量，就像信上所說的。第三，南洋事實上已成為中國革命的重心地，但許多殖民地政府，對於革命黨的活動，常常加以幹涉。他們這種政策，當然一秉其祖國政府的命令，所以孫先生為要黨人在海外活動便利起見，必須親自到各國去做一番外交的工作。這也是孫先生決心離開新加坡的重要原因。
這是我們可以想象的，一個抱有偉大經綸的革命領袖，決不會永遠地蟄居在一個地方，何況更具備這許多複雜的重要原因，所以孫先生又幡然要到歐洲去了。
在孫先生未去前，關於新加坡方麵的事情，除支部已派漢民維持外，還有最使他不能放心而必須安排好的，就是《中興日報》。因為那時《中興日報》雖是在文字上和保皇黨筆戰的結果，獲得大多數華僑的同情，因此銷路日廣，但事實上，它也不啻成為國內同誌亡命的藏身地，像關仁甫等從河口失敗後，都來寄寓，所以開支很大，幾乎有不能維持的趨勢，張永福因此不肯負責。孫先生恐怕自己走了，這報紙也隨著關門，所以預先規劃了一個妥善辦法，一麵派林義順繼續負責，一麵改組為股份公司，向新加坡政府去注冊，使報館基礎可以確立。同時，又把股票向華僑推銷，以募集現金，充實資本。孫先生維護革命宣傳機關的苦心，真是無微不至了。
這些事情得了相當的解決辦法。孫先生原定三月十九日走的，現在是可以動身了，然而，革命領袖本來是常在窮困中過生活的，他怎樣會有一筆閑著的款子，來等待著旅行時使用？孫先生那時原定等待暹羅同誌的彙款到後，才能動身，但承任款子的那位同誌，因為經營的米穀生意，忽然失敗了，一下子不能把款子送來，這就延擱了孫先生的行期。後來孫先生又派漢民到仰光去籌劃。但這時和熊成基在安徽起事的洪承點等，因為失敗了，也來找孫先生，孫先生為要招呼他們，開支更龐大起來，幾乎到絕糧的境地，這樣一來，更使孫先生不能馬上動身了。
直到五月十九日，他才動身到歐洲去。
孫先生一到歐洲，就在法國開始關於借款的活動。這次借款，本來是由安南總督韜美的介紹，和一個資本家接洽。這資本家投資。應當先得政府的許可，他原以為內閣克雷孟梭一定會同意的，所以早已和孫先生商議條件。可是不幸當孫先生到法國時，法國內閣突然改組，內閣總理已經換了白裏安，他是反對資本家向中國革命投資的，因此孫先生的計劃，又遭了一個打擊。這情形，正和庚子年孫先生得到台灣總督的幫助，想從日本方麵獲得運輸軍火的便利，但中途遇到他們內閣改組，一切不能進行，是同樣的失望。不過這一次，由於韜美在政界積極疏通的結果，還有一線細微的希望給孫先生，他說：“現在事情不宜求之太急，隻可稍等一下，或者還有轉機。”同時孫先生因為美國方麵，也有活動可能，於是就到比利時，訪問了八九個同誌以後，於八月十日到倫敦，準備橫渡大西洋到美國去。
倫敦。在孫先生的印象中，怕是最深刻的一個地方了！他自十三年前在中國使館蒙難後，到乙巳年（1905年）春天，也曾來過一次，但匆匆地就走，這次來已經是第三次了。孫先生在這革命的苦悶時代，重履舊地，不知道要有多少的傷感？大約事實上，孫先生這一回在倫敦，除了訪問幾個同誌如吳稚暉、曹亞伯等，以及一個久別的英國朋友摩根以外，沒有別的重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