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河口失敗以後的情形，確是太糟了！黃明堂等本想假道安南，開往廣西邊境，但許多士兵，拿到了餉就賭博起來了，有些把槍賣給安南人，軍紀壞得不成樣子。法國總督知道這亂子，就嚴重警告道：“照你們這樣做法，簡直不是攪你們的政府，是要攪我們的安南了。”一麵命令他們的警兵勒逼繳械，明堂等當然不能答應，於是竟和法兵開戰起來了，這很奇怪的，他們沒有戰勝滿清的軍隊，卻把法軍攪得疲於奔命，因為他們原來都是遊勇出身，出沒無常，於是把戰線從寶勝、老街，一直延長到太原、左州，使法軍無法兼顧。這樣相持了很久，法軍總督無法應付，就請了一個當地土豪出來調解。兩方戰事才算停止，但革命軍的槍械，到底還是繳下來。餘下二百多人，由安南政府發旅費，照例地又送到新加坡來。孫先生接到這個報告，知道事情壞了，但依然極力設法安排他們，一麵去電安南總督詢問真相，並且說凡是在安南有職業的革命黨人，不應該也當作軍人。一律要他們出境，這意思是在防止他們繼續擾及在安南的其他同誌。安南總督就答複道：“這二百多人，是最後一批的人了。以後再不會有了。”於是一麵向新加坡總督署交涉，要他們仍照上一回交保的手續，使這許多人安全登岸。這一切都辦理妥當，所以這二百多人一到埠頭，孫先生已派人拿價值五萬元的契約作擔保品，將他們照從前一樣地保出。保出了，他們也穿了一式的服裝，列隊遊行，興高采烈，慷慨激昂，幾乎忘掉這裏是人家的殖民地。孫先生又因為上一回送來的四百人，已經把陳楚楠的住宅占滿了，於是又借了振南街張振東的二間房子，編為第二宿舍。從這時起，這六百多人的每天夥食和其他費用，數目是很大的，都由各華僑同誌分擔，孫先生擘劃分配，也非常辛苦。不久，漢民也從安南秘密地離開而到新加坡來了，克強卻早已到日本去了。漢民來後，孫先生就得了一個助手。後來孫先生因為這六百人，坐食無事，而許多華僑同誌的負擔已經很重，這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和張永福商量，集資三幹元，利用他蔡厝港一千畝的山地，開辦一個中興石山公司，以便容納這許多同誌。一麵派漢民到各埠去勸募股本，一麵派張永福和林義順積極籌備。永福深恐緩不濟急，竟非常慷慨地願意先墊出股本做開采費，於是這事情的進行，更見順利了。
我們如果把孫先生的曆史，劃分時代起來，從紀元前五年到四年（1907年到1908年）是革命運動最艱苦的時期，如黃岡起義到鎮南關占領，孫先生沒有一天不是在艱苦的生活中，四麵八方都悶悶著，使他無一線曙光可見。但從鎮南關失敗出來，一直到現在，孫先生的革命生活，更陷入苦悶的境地了，因為幾年來慘淡經營的最便利的根據地，既然完全失去，又非短期內所能恢複的，同時更因實際運動的進展而引起的黨務糾紛和反對派的進逼，也在這時期開展起來，更使孫先生苦於應付，要不是像他那樣具有沉毅的魄力，堅定的意誌，準確的識見，恐怕早就灰心了！現在我們把這時期孫先生所遭逢的事實，分幾方麵來說。
我們首先要說的就是前年，孫先生離開東京時所引起的糾紛，到這時章炳麟等又揚起已熄的殘灰，燃燒起來了；東京同誌間的笑話也很多，像汪公權的受端方賄賂，充作滿清政府的偵探，陷害同誌張恭、陳陶怡等，因此王金發在上海把他槍殺。劉光漢也向端方自首，並想暗殺孫先生和其他同誌來立功。章炳麟雖沒有跑到滿清政府，但也托劉光漢向端方要求二萬元準備到印度去。可是他們兩人不多時又發生意見，劉光漢就把章炳麟這種秘密向克強等宣布了，這樣兒戲似的鬧得很久。但章炳麟一方麵還是想把《民報》當他的萬世一係，這時候，忽然派陶成章到新加坡來向孫先生要求撥款三千元為印刷費，並要求增加維持費。孫先生正忙著招呼鎮南關的河口失敗退下來的六百多同誌，天天在籌款，天天在困難中，哪裏還有方法來張羅這樣一筆巨款？在這焦急中，隻得把自己的手表和其他東西，要成章去變賣，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孫先生這樣的苦心，竟不能獲得成章的諒解。他原是光複會的重要分子，到這時就拋棄了同盟會的麵目，在南洋掛起了光複會的招牌，把同盟會的同誌如許雪秋、陳雲生等都拉了進去。章炳麟在東京，不待說，當然要反對孫先生了。這時《民報》因為發表了一篇反對滿清政府的聯美政策的文章，給清使館要求日本政府把它封閉，這鼓吹革命有力的刊物。就在二十四期以後暫告停版了！
東京《民報》停刊了，在孫先生革命的宣傳上，隻是失了一個機關，因為這時新加坡的《中興日報》，已經很有基礎，很可代替《民報》來鼓吹革命了，這《中興日報》是前年（丁未年）孫先生到新加坡時和張永福、林義順等籌議創辦的，出版時，孫先生適在安南，但一切進行辦法，也有很多指導。不久，《民報》社的同誌都因停辦而到新加坡來，於是都加入《中興日報》工作，革命的重心，就漸漸地有移向新加坡來的趨勢。然而，另一方麵，反對派進逼革命黨，也移轉鋒芒到這裏來了。那時新加坡和《中興日報》對立的還有一家《南洋總彙報》。這報紙最初也是由林義順等創立的，但曾一度停辦。現在許雪秋等因為陶成章的煽惑，反對同盟會，竟喪心病狂地又約了保皇黨的朱子佩來加股合辦，於是康有為的門徒榘中、徐勤、伍憲子、袁壽民、陳介叔等都陸續來了，憑借了這個報紙，向孫先生一派的革命黨大肆攻擊，變成了純粹的保皇派的機關報，兩方麵鬥爭的情形，和當年東京《民報》與橫濱《新民叢報》的筆戰，有同樣的熱鬧。
我們從過去事實中可以看見革命派與保皇派理論上的鬥爭。革命派因為立場的穩定，總是獲得最後勝利的。過去，《新民叢報》向《民報》挑戰的，是承認滿清政府就是中國政府，所以非難種族革命：承認中國人民沒有政治能力，所以反對民權的政治革命，但這些論點，都給《民報》駁斥得體無完膚，他們早已沒有答複的餘地了。現在他們就調轉方向，集中在中國革命可以召瓜分的問題，大發議論，想從國際方麵來說明中國革命的危機，於是這一次新加坡筆戰的陣線，就依著這目標而開展了。關於這問題，孫先生前年（甲辰1904年）在美國時，早有一篇《中國問題之真解決》，說得非常透徹，精衛和漢民在《民報》上也根據了這個論點，做過很長的文章，向保皇黨和一般國民解釋。然而已成強弩之末的保皇黨，為要支撐門麵，還是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為難革命黨。這是太巧了，在保皇黨正得勁的罵中國革命可以惹起瓜分大禍的時候。素稱近東病夫的土耳其也掀起了革命的風潮。這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安弗爾為領袖的少年土耳其黨在薩隆尼加起事，廢黜土皇亞伯都哈密德第二而奪取政權，並且進而欲收回1878年柏林會議所決定的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二州的主權。同時，在法德兩國角逐下的非洲摩洛哥革命軍也起來傾覆摩洛哥國王阿都亞斯的全軍，而引起各國對於摩洛哥幹涉問題的討論，德國報紙並且很明白地表示應該承認新王。這兩國的事實，很可以拿來解釋中國的革命問題，因此汪精衛在《中興日報》寫了《申論革命決不召瓜分之禍》和《革命可以杜絕瓜分之實據》這兩篇文章，把這個問題的內容，剖析得非常明白。孫先生也接著化名“南洋小學生”發表了一篇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借了精衛的論據，發揮他的意見，中間有這樣幾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