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日，孫先生經過哥倫坡，一直西行到美洲。這一次孫先生原定計劃是先到英國，辦理特別外交問題，但後來因為預計南洋十萬元籌款，恐怕一時不能足數，有誤大事，因此雖是變更了他過去航行的慣例，就是不橫渡太平洋而過地中海，經過歐洲：但到了哥倫坡，停泊幾小時後，又繼續前進到美洲去了。
美洲華僑不久以前，在孫先生宣傳訓導之下，對於革命的熱誠，特別顯著。並且當孫先生未出發前，也曾幾次致函勸募款項說：“此十萬元不過一安全冒險之問題，非了不起之問題也。今內地同誌已有決死之心，亦何暇計其安險，但念海外同誌，必不忍內地同誌之冒險，而不一援手，以拯之於安全之地位。故欲各盡所能，以相有濟。”美洲同誌讀了這封信，都很感動，已由陳耀垣、馮自由、黃芸蘇等負責開始募勸，各同誌都很踴躍輸捐。
孫先生於紀元前一年（1911年）一月二日到溫哥華，黨人約洪門人士及其他團體，都到碼頭上熱烈歡迎。第二日，致公堂開台演戲（洪門稱舉行加盟儀式日演戲），孫先生擔任主盟，並演講洪門曆史及宗旨，華僑人闈者三百餘人。又在華人大戲院逐日演講革命之利害得失是非等種種問題，每日前往聽講的都在千人以上。孫先生看到這情形，知道人心可用，於是提議創設革命救國籌餉局，溫哥華致公堂首捐港銀一萬元，這成績比南洋進步多了。
這時克強、趙聲、漢民等，已先後回到香港，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同誌，亦已紛紛趕來，於是成立統籌部，由克強、趙聲負統籌全責。他們因為工作正在開展，需要款項，也很迫切，一再向孫先生請示。孫先生因此又到域多利籌款。這次籌款又變了一個新方式，向一般散仔（洪門稱普通會員曰散仔）宣導變產救國。因為洪門會員，大都為勞工，如果向每一個人去勸募，不但曠費時日，並且無法應付急需。域多利致公堂會所，是由各個會員捐資建築的，因此提出這個變賣助餉的辦法。孫先生在洪門歡迎宴上，就提出這意見，並且大聲疾呼地告訴他們，反清複漢的機會已經到了，這正是我們舍私從公、為國盡責的最好機會。各散仔大為感動，於是召集全體大會，一致通過把會所樓房向銀行抵押香港銀三萬元，充作革命軍餉。這是一件驚人的事情。各埠致公堂聽到這消息，都很振奮。不久，都郎杜致公堂也跟著變賣他們會所，得香港幣一萬元。加拿大籌款的成績，到這時可算十分圓美。熱望著發動革命的香港同誌，得著孫先生在海外不斷地鼓勵和源源地接濟巨款，在曆史上是最有名的一次革命運動，就逐幕展開了。
克強等在香港組織統籌機關以後，其他分機關和各省機關，也先後成立，即於一月初六日派譚人鳳攜款二千元到湖南湖北，聯絡居正、孫武等，籌劃湖北的軍事，這是預先播下了以後武漢起義的一顆極重要的種子。陳英士、鄭讚臣等也在上海設立辦事機關。方君璞、曾醒等在香港、桂林一帶活動，促成在廣西的軍人如方聲濤、劉建藩、何敘甫等參加這次革命戰事。
廣州的秘密機關，也開始暗中設立，為了租賃房屋必須有眷屬同居，許多熱情的女同誌，就慨然冒充了他們的家眷和女傭仆嫗，大門上因此公然標明“某公館”。他們在這樣掩護之下，積極地展開了很多工作。有時還要假名娶嫁，許多軍械就在這肩抬擔挑的一件件禮物中暗藏著，蒙騙了軍警，一批批送進省城來了。
關於軍事的進行，克強等遵照孫先生在庇能的指示，以軍界為主力，由姚雨平等擔任聯絡新軍防營的工作。新軍下級軍官的聯絡，由陸軍速成學校的畢業生擔任，但防營自舉辦清鄉以後，不常駐在廣州，因此仍以新軍為主幹。可是新軍自去年舉義失敗以後，滿清官吏對他們監視得非常嚴密，所有子彈，僅夠操演時的需用，孫先生早已料到這一點，因此在庇能會議時，主張成立五百個敢死先鋒隊，先在城內發難，占領軍械局，奪取槍械，免得臨時發生問題。現在克強等人為了實際的需要，敢死隊的組織，把預定的名額擴充到八百人，派鄧明德運動督署衛隊，葉挺芬運動督署號房，敢死隊的組織，非常嚴密，是這次起義的基本武力。
民軍方麵，早經朱執信和胡毅生聯絡就緒。各地方也都派定負責同誌，如番禺有李福林等；南海有陸領等；三水有陸閩清等：順德有譚義等。惠州位於省城上遊，形勢最為重要，也派羅熾揚等主持一切。至於海軍、警察和其他各方麵，也有嚴密的聯絡。
各方麵的部署，已經相當就緒，於是三月十日統籌部在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機關部內，舉行發難會議，議決分為十路進攻，由克強、趙聲、徐繼揚、陳炯明、姚雨平等分頭率領各省及華僑同誌所組織的八百敢死隊，向總督署、水師行台、督練公所、軍械局等目標進攻。並占領南大門，小北門及龍王廟高地等重要地方。關於炮台和電信局的破壞，也派定同誌負責。此外又派放火委員，在旗界各重要地方，租了九個房子，準備臨時放火，擾亂敵心。另伏一隊於珠光裏為據守南門的應援隊。
機關部正在熱烈地討論發難計劃，在同一時間，溫生才在廣州，乘駐防將軍孚琦到燕塘參觀飛機的時候，突然把他槍殺了，頓時引起了一個嚴重的局麵。當時克強等籌議發難的計劃為要消除阻力，本來也想先實行暗殺，第一個目標是水師提督李準，因為這是滿清將領中最梟鷙的一個，其次便是孚琦。統籌部原派馮憶漢擔任這個工作，他因為膽子小，不敢去，又改派盧性正擔任，盧正在廣州布置，還沒有什麼就諸，溫生才卻早已舉起手槍向這第二標打擊了。他事前沒有和統籌部取得聯絡，在整個的發難計劃上，不免受影響，但他的革命精神，最值得敬佩的。
孫先生對於溫生才，也曾一再稱道，對他這次經過說得很詳細。孫先生說：“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有一次聽了我講話之後，便不做生意，回到廣州。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每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遇見滿洲將軍孚琦在瘦狗嶺看操回來（按係赴燕塘看飛機演習），他看見了孚琦的轎，便問是誰，旁人說是滿洲將軍孚琦，他便攔住孚琦的轎，用手槍把孚琦打死。溫生才因為要排滿，殺了滿人孚琦，目的已經達到，便非常的高興。所以巡警把他拿到了之後，他還是大笑，並說我的本事，隻能夠拚一個滿人，現在達到了目的，萬事都已完結，你們要怎麼樣便怎麼樣。”（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對湘軍演說）。在另一次演講中，孫先生又很肯定地說：像這樣視死如歸的原因，便是由於溫生才信道篤，所以舍身成仁。（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歡宴各將領演說）我們在另一方麵說，也可看出孫先生人格的感召力的偉大。在每次革命運動中，許多仁人誌士的舍身赴義，犧牲奮鬥，沒有一個不是受了孫先生偉大人格的感召而來的，像溫生才聽了一次講話，就奮起殺敵，便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孚琦被溫生才槍殺以後，省城和香港更緊張起來，滿清官吏格外戒備。偵騎四出，按戶盤查，旗界方麵，更特別緊張，黨人租用的放火機關，已經有幾處被清吏發現嫌疑，因此搬動了四處。原定發難時間是三月十五日，現在情形變更緊急了，非等到省會戒備鬆弛，決難下手。
在這期間，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使發難的時間，不能不延遲的：一是款項，一是軍械。款項方麵，預定美洲之款，還沒有到齊，荷屬亦僅彙來一部分，這兩方麵的款子，必須在二十日以後，才可全部送來。關於軍械的籌劃，原來也分為日本、安南、暹羅和香港等數路，派定負責同誌，分別購運。那時也沒有全數運到，並且更有誤事的同誌，如派定擔任日本運槍的周蘇來就是一個。孫先生曾經說起這件事情，很為痛心，他說：“那位買槍的同誌，在日本把槍買好了，已經運到船上，正在長崎開船的時候，忽然接到黃克強的一封電報，說香港戒嚴，要他小心。他沿途便把那些槍支，三支一次，五支一次，秘密地運到船邊，投入海內。”到香港之後，黃克強問他買的槍呢？他說：“你要我仔細，香港是戒嚴的，所以我不帶到香港來，在路上便已經投入海內了。”（民國十二年十二月歡宴各將領演說）。這個周蘇來顧命重於顧責任，全無革命黨人的人格，耽誤了這次革命事業，真是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