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說那這個不算呼應啊，他不是怕這事嗎？他還是沒有韓愈的膽子大。其實不然，韓愈曾經對他有一個評價，說自從柳宗元到了湖南以後，所謂衡湘以南，讀書的人都紛紛地向他求教。柳宗元也紛紛給予他們指教。就這麼說吧，柳宗元當年在長安的時候，少年成名，文章獨步天下，已經有很多的人拜他為師，他也給大家指導寫文章的那樣一些方式和方法。那麼現在被貶永州之後，當地的人和周圍的人，也都不遠千裏甚至不遠萬裏地去向他求教。他雖然不願意背負一個勇於為師的名義，但在實際上，他用自己的行動呼應了韓愈的要為人師，要把這種古文的運動，通過指導學生，傳布給更多的人。如果他害怕的話，他可以完全不接受這樣的事情。所以，以他當時的政治的境遇是那樣地艱難，但是他依然在遙遠的南方，呼應著，用自己實際的行為和行動，呼應著韓愈的號召，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覺得他們倆真是聲息相通。我經常就在想，兩個真正的思想家，兩個真正的為這個時代而思考的人，他們究竟是怎麼溝通的？他們其實並不需要那些明顯的承諾，他們並不需要賭咒發願。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呢？是內心思想的默契，而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畫外音：
作為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文學理論家，柳宗元與韓愈在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上，常常有著“心有靈犀”的默契，但兩個人的交往也並不都是風平浪靜。唐憲宗元和九年，即公元813年元月二十一日這一天，柳宗元給韓愈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對韓愈冷嘲熱諷，言辭激烈，態度強硬，毫不留情。那麼，到底是什麼事情讓柳宗元如此大動肝火，韓愈難道做了什麼對不起朋友的事嗎？他們兩個人的友好關係會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呢？
康震：
大家可能說，你看你講的“韓柳”，這關係這麼好，誤會都消除了，那看來他們兩個人之間，確實是彼此共同前進，彼此共同地互諒互讓，關係是非常友好的。我跟你說，如果兩個思想家之間，永遠都是你好、我好、天氣好、大家都好的話，他們不會有真正的思想火花的。他們兩個人之間，那要真的爭論起來，也是唇槍舌劍，你不讓我，我不遜你。
我這兒講一個故事，唐憲宗的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朝廷給了韓愈一個比較實在的官職，他原來不是老在國子監裏邊做博士嗎，那是一個又窮又沒地位的窮官。現在讓他做史館修撰，而且是首席修撰，就是負責修國史的史官。品級提高了，待遇提高了，地位也提高了，按照我們平時對韓愈的理解，那就大刀闊斧開始幹起來，恰恰相反，韓愈接到這個任命之後，噤若寒蟬。為什麼？其實說起來，道理也不複雜。做史官的第一要素，是要尊重曆史，是要實事求是。但你要尊重曆史，要實事求是，你寫的是國史，對待國史，皇帝的看法和宰相的看法，跟你能不能完全一樣呢？不可能一樣。你是堅持真理呢，還是堅持皇權呢，還是堅持權力呢？這樣一種巨大的矛盾，在韓愈的內心反複地翻滾著，所以這是他不願意做史官，或者畏懼做史官的一個根本的原因。
當時有個姓劉的秀才，給他寫了一封祝賀信，他給這劉秀才寫了一封回信，說他自己的心情，捎帶手地又“複印”了一份，給柳宗元寄了一份。他在這封信裏是怎麼說的？你想都想不到。他說：
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我告訴你吧，當這個史官，要不然要遭到上天的懲罰，要不然就惹來人禍，這可不是好玩兒的，我很猶豫，幹不幹還兩說呢。他舉了一些例子，他說什麼，他說孔丘治《春秋》，孔子治《春秋》，這是一部史書，可你看孔丘什麼下場，周遊列國，惶惶如喪家之犬，最終還是懷才不遇。左丘明寫《左傳》，落什麼好處？眼睛瞎了。司馬遷寫了《史記》，落什麼好處啊，遭到了宮刑。他舉了好幾個例子，來說明修史的人，不遭上天的譴，便遭人禍。他說朝廷給我這個位置，就是看我年紀大了，想著好歹給我個位置，讓我能夠享受一些俸祿，就足矣了。現在大唐建立以來有這麼多的人才，這麼多的傑出之士，哪是我一個人修史能修得過來的呀？咱們這個史館裏頭有這麼多的有才能的人，你劉秀才就是一個，我看你就挺不錯的。不一定非得我來幹這個事，別人都能幹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