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社會，婦女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她們在蒙受政權、神權、族權的壓迫下，還要蒙受夫權的壓迫。在某種意義上，夫權的壓迫最深重。聖人的典訓，已經給婦人定了性，孔子是這樣說的：“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陽貨》)據說孔夫子在不惑之年，即四十歲上，把妻子休了。這一說無從考證，但這位聖人對婦女有偏見，則大概可以成定論。
在封建倫理道德中，對婦女的要求甚為苛刻。三從四德就是緊箍咒。《儀禮·喪服傳》：“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就是三從，即婦女從生到死，一生都要依從男性，她們沒有個人的意誌和自由，她們隻是男性泄欲和生兒育女的工具。所謂四德，指“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周禮·天官·九嬪》注雲：“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臬。”說明白點，就是婦人對男性，第一要忠貞，第二說話謙恭，第三儀態裝束要端莊溫柔，第四做好針線茶飯的服務。一句話，婦人的視聽言動都要圍繞著男性。四德之中，婦德一條最為嚴酷，特別是宋明理學大興以後，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更把婦女打入十八層地獄。反之，男性則可為所欲為，三妻四妾，名正言順，為的是人丁興旺，多育子女。至於統治階級，更是荒淫無比。子蒸父妾，侄妻姑氏，兄納姊妹，父霸兒媳，史不絕書。男性對女性嚴厲如此，而對自己放縱如彼，這就是紅顏薄命的社會總根源。
少女少婦，謂之紅顏。“紅顏多薄命”，有廣狹兩個概念。泛言之，婦女命皆苦；析言之，越是漂亮的婦女命越苦。因為婦女隻是男性的附屬物，是私有財產。色藝雙全的少女少婦，如同價值連城的珍珠寶貝，成為男性注目的中心，成為掠奪的對象，所以命運多變故。在封建意識桎梏下的婦女，尤其是“紅顏”，也把自身視為一種稀世之寶，待價而沽，名伎的縱欲放誕，不就是一種自我拍賣嗎？由此可見，婦女在封建社會所受的深重壓迫。我們研究婦女史，研究封建社會下紅顏多薄命這一社會現象，從意識形態上消除紅顏多薄命的心態，可以說是婦女解放運動的課題之一。在這個意義上，選擇紅顏多薄命的典型——名伎，剖析其生活及心態，是十分有意義的。
並非所有的妓女對自己的命運都逆來順受，她們抗爭，她們呼喊。尤為難得的是有些苦命紅顏對國家興亡的關心、對氣節的堅守，一點也不減須眉男子。李香君拒收楊文驄所迭阮大铖的妝奩，怒斥奸黨，凜凜正氣，使得複社名士侯朝宗自愧不如。清兵破南京，柳如是欲殉國難，羞煞食君之祿的須眉名士錢謙蓋。柳氏死時囑子女“懸棺而葬”，表示死後靈魂不踐清朝土地，何等的節烈！王翠翹勸海盜受降，身為朝廷命官的胡總督，不但不賞，還加以羞辱，視為俘虜，王翠翹以死抗爭，演出了一幕悲壯的活劇。賤娼俗妓賽金花，為了錢去賣身，還做鴇母去禍害清白女子；但在八國聯軍破京都的國難之時，她沒有去發國難財，她犧牲自己去解救同胞，堪稱中國的“羊脂球”。
貌美與“禍水”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係。本書所選十大名伎，不但人體美，才藝美，而且不乏精神美、情操美的閃光。讀者看了這十大名伎傳，對扭曲曆史的傳統觀念，或許會得到一些糾正。這也是本書作者的一個目的。
作為名伎，天生麗質是先決條件，自不待言。但名妓絕非僅僅以色事人，她們必須有很高的文化素養，或能歌善舞，或精於絲竹管弦，或善長侑酒行令、賦詩酬對。她們既是絕代佳人，又是在某方麵有造詣的藝術家，如薛濤就是名傳古今的詩人和文學家。唐宋以來入樂籍、妓籍的妓女，都以賣藝為生，兼賣淫。這和“土娼”“私窠子”專以色相事人的低級妓女是不同的。所以本書用“伎”字題名，就是要突出名伎的“伎樂”之長，以免引起誤解。名伎亦是妓，這一本質又不可改變。故行文“伎”、“妓”兼用(這兩個字古代也通用)。
本書作者多半以實錄筆法論述名妓之花的產生與凋謝，留給讀者去評價，去思考，這一精神，不失為謹慎。當然各位作者，力圖寫活名伎的風姿，寫好名伎的生活，寫出名伎的成就，寫透名伎的心態，反映名伎所處時代的風俗，鞭笞產生名伎的社會土壤，還曆史名伎的本來麵目。這又是嚴肅的。本書作者，都是搞曆史研究的，本書寫的是曆史，而非風月小說。通過名伎人物傳來反映封建社會底層婦女的生活，並從一個側麵展示封建社會的一角或一個層麵。所以傳主事跡皆持之有故，評說皆言之有據，行文所書重事實不作虛構。如傳說的李師師之罵賊自盡，小鳳仙之自殺殉情等等，舊時皆盛傳於人口，作為小說家言不失為神來的情節，但因非史實而被作者們否定了。在寫法上為了通俗、流暢，有的也采用了小說筆法，有的采用了鋪陳的演義語言，但在大要關節上不失曆史之真。所以本書是一部名與實相符的人物評傳，一部風塵血淚書，是值得一讀的。本書有六個傳由舒暢組織，四個傳由左書諤組織，最後由張大可統稿、定稿，負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