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長的衷訴，在學校12名教師中引起了極大的共鳴：為了農民的孩子，為了學校，為了他們熱愛的教育事業，我們就是砸鍋買鐵也要把這個被賣的學校贖回來。可悲的是，教師們的這種義舉，本應得到村委會的支持。村委會是人民政府在村裏的村民組織，她代表著村民的權益、權利和民情、民聲，對學校這樣關係到村民直接利益的事怎能袖手旁觀？可惡的是，村委會不但不支持教師們的義舉，反以劉某以5萬元買了學校，要想贖回就要高出劉某的買價，高達10萬元為由，同教師“商談”。隻有忍辱和不幸的教師們，豈能同村幹部的權利抗衡？教師們說：我們要贖回學校是什麼也不圖，圖的是徐樓村孩子們不離校失學，教師們不離校失教，徐樓村有一所村民們喜愛的學校，為著這個神聖的信念，贖校款10萬元，他們無奈地認了。
采訪中教師們的家屬，村裏的村民，學校的教師對我們講：12名教師要負擔這10萬元的贖校款每人要擔負八千多元的債務。這每人八千元對僅靠工資收入，又要養家糊口的教師們來說不是個小數目，他們求親戚、靠朋友、東借西湊，湊不夠的就貸款。徐樓村村幹部賣校還債，徐樓學校教師舉債贖校的事傳遍了穆店鄉的村村裏裏。鄉親們為村幹部的做法可惡！為教師們的義舉可敬！可喜的是學校贖回了，學校真正成了教師們“自己”的了。他們為了這個學校，為了這個學校的孩子們付出這麼的大代價，他們發憤，要勵誌治學，精心育人。在短短一個月內，治理了學校的秩序，糾正了學風，嚴肅了課堂紀律，學生們更為老師為他們有一個好的學習場所而做了這麼大付出而感動，孩子們靜心學習，天天向上。在2003年上半年期末考試中，徐樓學校在全鄉26個學校中排到了第三名。當徐樓的教師們為學校取得如此成績而感到欣慰的時候，又為那贖校所欠下的債務而憂心。教師們說：僅靠工資收入，要還清債務短則四、五年，長則要達八、九年。
新加坡《聯合早報》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引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新加坡大使館的高度重視。我駐新加坡大使館把這篇報道傳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外交部又傳至河南省外事辦並做了：深入調查此案，妥善處理此事的批注。河南省外事辦派專員赴周口市處理發生在徐樓學校的這個事件，可歎的是，由周口市、鹿邑縣政府、穆店鄉組成的聯合調查組並沒有調查事件的發生是否真實，舉債贖校如何妥善處理，這一外交部批注的真正含意，而是追究這一事件是怎麼傳出去的，逐字逐句地琢磨報道的用詞是否準確，調查組的如此調查，引起了學校教師和村民們的極大不滿。
與此同時，國內各個新聞媒體紛至徐樓。廣州的《南方都市報》、上海的《新聞周末》、河南的《大河報》，還有中央電視台。9月10日新聞頻道《麵對麵》欄目著名節目主持人王誌一行四人，在中秋佳節，冒著蒙蒙的細雨，穿著雨鞋，抬著笨重的器材，踏著泥濘的路，步行3公裏的路程，到達徐樓學校，在那舉債贖回的學校裏，相對架起了兩部攝像機，王誌與校長宋乃貴，就這件風波鄉裏的事件開始了《麵對麵》的交談，中央電視台的記者們為徐樓學校的教師們這種舉債贖校的義舉所感動，采訪結束後，他們拿出一千元錢捐給學校，作為電視新聞工作者對貧困農村學校的一點心意。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2003年9月14日20：30《麵對麵》欄目的播出，使我們再次了解到這起事件的真相。
新加坡《聯合早報》“村幹部賣村校，教師舉債贖校”的報道，在新加坡華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自這一新聞刊出後，徐樓學校相繼收到來自新加坡的捐款。教師說：《南方周末》報一個叫江華的記者來電說，新加坡一個叫潘媛媛的女士為學校寄來了7萬元人民幣不知學校收到沒有？宋校長說：寫有我名字的寄單都收到了，寫學校名字的沒有收到，這裏會不會有什麼貓膩？基於這樣的疑問，印度尼西亞巴萊克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寶琅先生專囑他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鄭州新光色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總經理宋林祥先生為此專行。在我們赴徐樓學校臨回時，宋林祥先生把隨身所帶的3百元美金捐給宋校長，說是新光色有限公司的一點心意，接受我們采訪的徐樓學校的3名年逾半百的老教師，深被華僑的愛國之情所感動。收到海外捐款的徐樓學校，沒有用這些捐款償還他們所擔負的債務，而是買來了電視機、影碟機、電腦，教師們說：用這些捐款買些器材，改善學校的教學條件，為的是讓孩子們多學些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