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想像力超過了現時的宣傳。他計劃作一永恒的記載並將之出口，請了著名女演員兼導演裏妮·萊芬斯達爾拍一部紀念性的影片。他很欣賞她的作品，尤其是《藍色的光》。他向她保證，如她能拍一部紀念1934年黨的生日、長度與一部故事片相同的影片，他將給予最充分的合作。她雖然很反感，卻隻好屈服。但一旦離開他的麵，她便說自己拍不了紀錄片。她把這一導演任務交給了她的合作者，自己則跑到西班牙拍片去了。待她回來時，離紐倫堡大會隻還有兩星期。赫斯的信在等她：元首發現她將這一任務交給別人時大吃一驚，並要立刻見她。
希特勒並沒有生氣，隻用好言勸解。“你隻需花去生命中的6天時間。”他說。她反駁說，若加上剪接，那就是6個月。希特勒聽後說，“噢，但你還這樣年輕呀！”她堅持不幹，說拍這樣的影片她是最不合適的。“我不是黨員，連衝鋒隊和黨衛軍都分不清。”
“這正是我要你拍的原因，”希特勒說，“那會給人們以嶄新的看法。”她接受了這一艱巨任務。同時，為了給這6天的計劃帶來額外的興趣，她設計了各種各樣的鏡頭：她動用了飛機、吊車、旱冰鞋，還在最高的旗杆上安裝了一個小型的升降平台。大會開幕前一星期，她帶了一個120人的攝製組來到紐倫堡。她得到了希特勒答應給的一切幫助。連城內的救火設備和其他公共設施也交給了她。
大會的參加者開始像洪水般湧向紐倫堡。他們是早在數月前就精心挑選出來的。每人都有一個號碼，一輛指定的卡車，一個指定的車座，在紐倫堡附近的大帳篷城裏還有一張指定的床位。到9月4日大會正式開幕時，數以萬計的黨員已排練完畢。那天晚上，元首在舊市政廳致簡短的歡迎詞後，漢夫施坦格爾發表了冗長的講話，敦促外國報刊“隻報道在德國發生的事情，而不要加以解釋”。之後，希特勒下榻的旅館“德意誌旅館”被至少有1萬名黨員圍得水泄不通。他們一再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元首！”；直到希特勒出現在陽台上。他們的狂熱的臉孔，使希拉不禁想起了路易斯安納州“神聖的漫步者”臉上的瘋狂的表情。
翌晨，希特勒出現在盧波爾德競技場上。他更像是受人們崇敬的目標，而不是演講者。他急步走了進來，後邊跟著戈林、戈培爾、赫斯、希姆萊和數名副官。樂隊奏起了《巴登維勒進行曲》。待動人的《埃格蒙前奏曲》奏畢，赫斯走到台前，緩緩地讀了1923年起義中犧牲的烈士的名單。對3萬名聽眾來說——外國記者卻不然——這是個動人的經曆。最重要的話是出自地方長官瓦格納之口——他宣讀了一份希特勒的公報。因瓦格納的聲音酷似希特勒的聲音，致使一些收聽廣播的記者真以為是他。“爾後100年內的德國生活方式肯定已決定了，”瓦格納讀道，“對我們來說，動蕩的19世紀業已結束。在今後100年內，德國不會再發生革命。”
崇拜者幾乎不問斷地發出的歡呼，令希特勒如醉如癡，但他仍受焦慮的折磨。前來歡度節日的衝鋒隊員，許多人是帶著悔恨和覺醒前來的。由於大會越來越激動人心，希特勒重又恢複了興高采烈的心情。這在7日晚表現得特別明顯。是晚，20萬忠實的黨員打著20多萬幅旗幟，把卓別林體育場擠得滿滿的。他們的隊伍之整齊有如軍隊。施佩爾的130架探照燈，其效果比想像的更令人驚心動魄。“體育場被照得如同白晝，看起來像個由閃閃發光的巨大的白柱圍成的大廳”，施佩爾回憶說，“在威武雄壯的光牆上，偶爾也有絲絲浮雲飄過，像是半透明的秋牡丹在海上飄泊。”在可怕的寂靜中，希特勒的聲音通過擴音器響徹全場，產生了可怖的效果。“我們是強大的，將會更加強大！”他說。這既是許諾又是威脅。
裏妮·萊芬斯達爾及其攝影師們從10多個角度把這一情景拍攝下來，在拍攝過程中，那些愛管閑事的褐衣黨徒，在戈培爾的唆使下，瞞著元首，對她進行幹擾。他們不斷騷擾攝影師，把他們從最有利的角度推開，甚至拆除了幾個攝影站。
希特勒本人也受到了威脅，因為衝鋒隊有可能作出反應。兩天後，5萬名衝鋒隊員在體育場內集合；希特勒對此是有所防備的。“體育場內氣氛相當緊張，”希拉回憶道，“我注意到，元首自己的黨衛軍衛隊也大規模集結在元首跟前，把他和衝鋒隊分開。”他暗想，在如此多的人中不知是否會有人在元首的“胡蘿卜加棍棒”的講話中拔出手槍來。在講話中，元首赦免了所有與羅姆陰謀有關的衝鋒隊員。
大會在未發生任何意外事件下結束了。這就保證了次日（9月10日）最後一個節目的成功。這天被定為建軍節，為此，用最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機動部隊，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戰後以來，在德國，這還是首次向公眾顯示武裝力量。看到這場現實的作戰演習，30萬名觀眾幾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希拉在日記中寫道，尚武精神並不是霍亨佐倫家族的產物。“它是深種於所有德國人頭腦中的東西。今天，他們的表演活像是孩子們在玩馬口鐵做的玩具兵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