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生活的擴展，他的私生活也擴展了。在他周圍形成了兩個內層——一個是由像戈培爾、戈林、赫斯等組成；另一個則更具有私人性：司機、秘書、仆人及其他親近者。最內層包括一名建築師施佩爾，一名飛機駕駛員波爾。希特勒本人則在這兩個圈子間來回穿梭，也在眾多的高級文武官員中出沒。他無法做到的是，他不能一本正經地去完成高級辦公室的事務。他是個夜貓子，通常要在中午前幾分鍾才到辦公桌旁。他的工作方法常常使魏德曼上尉非常關切。在作出重要決定前，他的私人副官很難讓他坐下來看文件。“他認為，”魏德曼寫道，“許多事情，隻要你不去惹它們，自然會辦好的。這點，他是很少錯的。問題僅僅是，這些事情應如何辦。在選擇來訪者方麵，他也是狂妄不羈的。有些官員需要在客廳裏等上數天才能見他。但是，若某個舊日老友來訪，他便立刻叫他去進午餐，讓他在餐桌上把問題提出來。問題常常就在餐桌旁解決。”
希特勒的工作時間表本來就很不規律，但繁忙的國際事務常常又將它打得更亂。這樣，他便幾乎抽不開身去看他的情婦。阿道夫·希特勒的愛已變成愛娃·勃勞恩的整個生命，即使他曾明確向她表示，隻要他還是帝國元首，他就無法與她結婚。“就我而言，結婚可能會成為我的災難，”7年後他對內層人士說，“夫婦之間，必然會有誤解的時候；當做丈夫的不能把妻子認為自己有權得到的時間全部給她時，誤解便會產生。”女人隻為自己的丈夫而活著，而她也希望他能那樣。男人是她的思想奴隸，受責任左右。“我會享受不到婚後的快樂，隻能看到被忽視的妻子的怒容，否則我就得對工作馬馬虎虎……婚姻之壞處在於它創造出權利。這樣，找個情婦比娶妻要好得多。這可減輕負擔，可將一切都建立在贈予的權利水平上。”當他發現他的兩名中年處女秘書約翰娜·烏爾夫和克裏斯達·施洛德，把臉孔耷拉下來時，他連忙改口說：“我剛才說的當然隻適用於較高級的人物！”
愛娃·勃勞恩有所不知的是，希特勒收到她的絕望信時，他正在接受手術。幾個月來，他一直喉嚨發痛。由於講演多，且又長得沒有盡頭，他的嗓子沙啞了，而且還發現喉頭長有東西。他舊日的恐懼又複活了。據施佩爾說，數月來，他老在談論腓特烈皇帝三世——死於喉癌。喉嚨痛不算，又兼胃痛——也許與青年時期在維也納患的相類似。他一直在服新巴勒斯妥。很明顯，他是服藥過度，因為這藥含有粘合油。一次，他因此中了毒，驚慌不已，連忙把格拉威茨醫生叫來。他訴說頭痛、眩暈、耳鳴和重視。5月23日，即元首發表重要外交演說後兩天，柏林大學耳鼻喉科主任卡爾·馮·埃肯教授從元首的聲帶上切除了一塊一厘米大小的息肉。這是個小手術，隻用了小量嗎啡作鎮靜劑。即使如此，希特勒卻甜睡了14個小時。“我那時很擔心。”埃肯後來透露說。手術後，埃肯教授勸他在數天內不要大聲說話，將來也不要衝動，“不要大聲喊叫……”他承認，曾有人這樣對他說過，但一演講又全忘了。
埃肯向他的病人保證，他切除的是一塊“簡單的息肉”，就是說，是一塊良性生長物。但希特勒仍在犯愁，生怕像他母親那樣會長癌。他之所以未給愛娃回信或指示其副官打個電話安慰她幾句，大概是因為他思想集中在懷疑自己有病上的緣故。
在感到絕望和被拋棄後，愛娃於5月29日淩晨吞下了20粒“瓦諾風”。是她妹妹伊爾塞發現她昏迷不醒的。伊爾塞在一名外科醫生手下當接待員，學了一點急救知識。在給姐姐急救後，連忙打電話給她的雇主馬丁·馬克思醫生——她信任他。愛娃的日記是在醫生給她治病時被伊爾塞發現的。她決心為姐姐的第二次自殺保守秘密，便把最緊要的幾頁撕了下來，以免連累馬克思醫生——他是猶太人。伊爾塞也怕父親會作出強烈反應，也怕元首會詢問他的情人的精神狀態是否穩定。所以，她說，姐姐的自殺，部分是演戲。畢竟，愛娃隻吞服了藥性比佛羅拿要輕的安眠藥——她明白，姐妹們回家後，總有一個會向她道晚安的。
馬克思醫生熱心地把病因說成是疲勞過度，是吞服安眠藥過量的結果。希特勒接受了這種解釋。不管是何種情形，這個“偶然事件”也達到了語言未能達到的目的。
那年夏天，她找到了自己的歸宿。1935年8月19日，她與妹妹格裏特爾遷進了3間一套的公寓房。該公寓房坐落在環境安靜的波根豪森住宅區，離元首在慕尼黑的寓所隻有一箭之遙。房租是由希特勒通過霍夫曼間接付的。他還買了家具，把房子布置了一番。
希特勒平時很少在那裏。他若是來，也是在鄰居們入睡以後。即使如此，他與愛娃的約會也很難保密，因為秘密警察在大樓內外暗中保護。另外，由於喉嚨依舊在折磨他，他不得不大聲清嗓子。在愛娃遷進新居的前夕，他在貝希特斯加登找了個醫生，說喉嚨裏還有東西。他說，有人曾給他送來一束鮮花，接花時指甲裏進了刺，他是用牙去咬的。他怕咬刺時不慎將它吞了下去。醫生沒發現什麼，隻用2．5％的硝酸銀溶液給他洗喉。但希特勒又向馮·埃肯教授表示，他怕裏邊長癌。醫生隻好將一係列的標本送給係裏的一名同事。8月21日，結論下來了：“阿道夫·米勒”沒什麼可擔憂的，那塊息肉是良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