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到奴隸製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亞裏士多德不是一個信仰平等的人。縱使承認了奴隸與婦女的服從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應該不應該平等，還仍然是個問題。他說有些人認為這是可以願望的，根據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關鍵都在於財產的規定。他反對這種論證說，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過多而不是由於缺乏；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要躲避凍餒才變成為一個暴君的。
當一個政府的目的在於整個集體的好處時，它就是一個好政府；當它隻顧及自身時，它就是一個壞政府。有三種政府是好的：即君主製、貴族製和立憲政府（或者共和製）；有三種政府是壞的：即僭主製、寡頭製和民主製。還有許多種混合的中間形式。並且還須指出，好政府和壞政府是被當權者的道德品質所規定的，而不是被憲法的形式所規定的。可是，這隻有部分的真確性。貴族製就是有德的人的統治，寡頭製就是富人的統治，而亞裏士多德並不認為德行與財富是嚴格的同義語。亞裏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學說所主張的乃是適度的資產才最能夠與德行結合在一起：“人類並不借助於外在的財貨才能獲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財富要借助於德行；幸福無論是存在於快樂，還是存在於德行，還是兼存於這兩者，往往總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靈上與性格上有著高度的教養卻隻有適度的身外財富的人們的身上才能夠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無用的身外財貨卻缺少高尚品質的人們的身上找到的”。因此最好的人的統治（貴族製）與最富的人的統治（寡頭製）二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因為最好的人往往隻有適度的財富。民主製與共和製之間除了政府的倫理差異之外也是有區別的，因為亞裏士多德所稱之為“共和製”的，保留著有某種寡頭製的成分在內。但是君主製與僭主製之間的唯一區別則隻是倫理的。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別寡頭製與民主製：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製，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裏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主製。
君主製比貴族製更好，貴族製比共和製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此僭主製就比寡頭製更壞，寡頭製就比民主製更壞。亞裏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種有限度的為民主製進行辯護；因為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中，民主製倒也許是最好的。
希臘人的民主概念在許多方麵要比我們的更極端得多；例如亞裏士多德說，選舉行政官的辦法是寡頭製的，而用抽簽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極端的民主製裏公民大會是高於法律之上的，並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簽選出來的大量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於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右。所以當他批評民主製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乃是這種東西。
亞裏士多德對於革命的原因曾有長期的討論。在希臘，革命的頻繁就像已往在拉丁美洲一樣，所以亞裏士多德有著豐富的經驗可以引征。革命主要的原因，則是寡頭派與民主派的衝突。亞裏士多德說民主製產生於一種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們應當在一切方麵都是平等的；而寡頭製則產生於一種事實，即在某些方麵優異的人要求得過多。兩者都有一種正義，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種。因此隻要兩黨在政府中的地位與他們所預想的觀念不相符，他們就會掀起革命。民主的政府比寡頭製更不容易有革命，因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夥。他告訴我們說，在有些城邦裏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一切的傷害”。今天的反動派可就沒有這麼坦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