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氏認為，對“存在”的揭示壓根就不能作如上描述，即“存在”不能定義為“存在是什麼”。如果定義為“存在是什麼”，那麼必然會把“存在”當成某物，亦即把“存在”當成了“存在者”。因為“……是……”正是傳統形而上學對表象世界進行說明的“根據律”，無非是給存在者給出判斷，提供根據，做出這一判斷的是人這一主體。那麼，世界便人為地劃分出認識的主體——“人”和被認識的客體——“對象世界”。主體與客體由此分立。對世界的認識就成了一種“A是B”、“B是C”和“C是D”……的不斷的判斷傳遞活動。正是這一根據律，使科學自覺地投入到了一個永不疲倦的追問“為什麼”的運動中。科學越發展，說明人的思維越來越被這種“根據律”強有力地統治著。科學，本是人手中的工具，可現在人越來越被這種不斷追問“……是……”的工具所控製，被強迫進入非自然的存在，逐漸喪失本性，人被異化著。
這並不是說海氏反對現代科學的發展，而是認為科學隻關心事實、數據、操作和應用，遺忘了崇高的哲學思考與倫理目標，無益於對人的價值規範的探討，失去了對人類生活的總體把握，取消了對精神的探索，斷絕了與心靈的聯係。科學成了一種“被砍掉腦袋的科學”。
海氏認為，傳統形而上學總是專注於存在的根據，如B、C、D……而遺忘了“是”這個詞，以為這是不言自明的，而這“是”（係詞to be）恰恰就是指存在者的“存在”，而不是指“being”（實在之物）。“通過從不定式到動名詞的轉變，不定式原有的空泛被限死，存在成了嚴格的對象，存在本身也蛻變成存在者”。
那麼存在到底是什麼？存在不是他物，而是它自身的顯現，而不能靠他物來說明。那麼如何表述“存在”呢？為此問題，無數充滿睿智的哲人絞盡了腦汁。尼采認為，它是一團迷霧，無法解釋；老子認為大道無言，還是不說為妙。海德格爾雖然同樣意識到了對它命名的艱難，他還是從他老師胡塞爾處取來了現象學還原這一認識論利器，試圖做出較為準確的描述，認為存在是括去（放在括號裏懸置）了存在者之後的那個剩餘物（現象本身），它是作為什麼也不是的自身顯現著。
要回答“存在者是如何被括去，而顯現為什麼也不是的存在”這一問題，隻有找到一種獨特的存在者——人。因為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動物。人既然能夠遺忘或遮蔽自身的存在，就能夠回到自身顯示自身的存在，而其他存在者沒有理性，就無所謂“遮蔽”與“顯現”。海氏把這種存在者稱之為“此在”（人）。這裏的“此”即“自身”，“此在”即自身存在的顯現者。
譬如：在日常生活中，人總是作為工人、學者、政治家或商人等角色出現，因為它總是與他所從事的某種職業關聯著：做工，研究學問，從政，經商……這種關聯可以存在著多種可能性。這些角色是作為“存在者”的此在出現，而不是作為“存在的此在”（即此在自身）出現。此在要展示它自身的存在，就是要作為什麼也不是的自身出現，即要退出這一切關聯。此在的存在，就是退出了這一切外在關聯的存在（生存）。
在我們的日常世界裏，即傳統形而上學所指的表象世界裏，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就是因這些關聯著的事物而被人自己所賦予的，即人把自身理解為某種可能性。海德格爾認為，不管一個人的個性如何，他究竟成為什麼人，都不過是他自己行為的結果，“人從事了什麼，人就是什麼”。人們追求做一個優秀的工人、有名望的大學者，強權的政治家、暴富的大商賈，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才是有意義的有價值的生存。這種日常的人們的生存所展開的世界，海氏稱之為“有意義的世界”。我們每個人都在展開一個個不同的內在世界（如工人生活世界、學者生活世界、政治家生活世界……）。這是一個充滿了歡樂與悲傷的“沉淪”世界（此沉淪無貶義，指淪落為與他人即其他存在者共在，淪失於常人中，喪失了自身的本性存在），是一個追求聲色貨利而人失去了自身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人是一種“非本真”（非本源之意）的此在，因而這些存在所展開的世界都是“非本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