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鈞在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的時候，曾經被派駐香港半年。所以，當他再次踏上港島時，他並不感到十分陌生。住下之後，他立即按照名片上的號碼給沈福官打了個電話。聽到洪鈞的聲音，沈福官開始很熱情，但是聽說洪鈞想了解一些關於達聖公司的情況，他一下子變得冷淡起來。他說辦公室裏還有客人，讓洪鈞過半個小時再打電話。然而，當洪鈞在半小時後再次撥通電話時，沈福官的女秘書卻說他外出辦事去了。
第二天上午，洪鈞又給沈福官打電話。接電話的女秘書一聽說是洪鈞，便說沈經理不在，讓他過些時候再打。洪鈞又試了兩次，結果都一樣。那位女秘書說話很客氣也很耐心，但是她那些婉轉回答的實質內容都一樣——老板不在，不知去何處了，也不知何時回來。洪鈞覺得這位小姐仿佛要和自己進行一場耐心與毅力的比賽。
由於是在香港，沈福官不願意合作，洪鈞也無能為力。他想自行找上門去，但又覺得不妥。因為一旦把事情搞僵，沒有了回旋的餘地，他此行的調查任務就更難完成了。這時，他想起了鄭曉龍臨來時交給他的字條。於是，他撥通了那個電話號碼，找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連敬培先生。連敬培告訴他鄭曉龍已經到了香港，並且把鄭的電話號碼給了他。他很快與鄭曉龍通了電話，兩人約好晚上見麵。
下午5點多鍾，洪鈞來到位於港島紅棉道8號東昌大廈12層的廉政公署訓練學校，見到了在此參加指揮培訓班學習的鄭曉龍。兩人分手雖僅數日，但此番在香港見麵，都覺得分外親熱。他們下樓後，邊走邊談。鄭曉龍是第一次到香港，因此很有幾分興奮感，他不停地談著自己到香港後的感受。洪鈞問他到香港後去過什麼地方了，他說哪裏都沒有去過。洪鈞便提議帶他去太平山頂。
他們沿著紅棉道向山上走，很快就來到了香港公園的西門。鄭曉龍說既然到了門口就應該進去看看，於是他們進了公園。他們觀看了溫室裏各種植物和放養在高大的金屬網內的各類鳥禽，登上了公園中心的高塔，並拍了幾張照片。然後，他們走出公園，穿過紅棉道，來到開往太平山頂的有軌纜車車站。
纜車由兩節車廂組成，車內的座位都朝著山上的方向。上車後，洪鈞讓鄭曉龍坐在右邊靠車窗的位置，以便觀看外麵的景色。車開動了，傾斜著向山頂爬去。有時，纜車傾斜的角度大概已經超過了45度。他們覺得纜車向前行進的力量似乎都作用在了他們的後背上，雙手不由自主地抓緊了前麵的扶手。
洪鈞望著窗外。隻見那一棟棟高樓似乎都是傾斜著矗立在山坡上。他知道這是一種錯覺，但是他感到非常奇怪，因為無論他怎麼用理智告訴自己那些樓房實際上是直的，他的感覺都執著地說那些樓房是斜的。他懷疑這僅僅是自己一個人的錯覺，便問鄭曉龍：“你看那些大樓是直的還是斜的？”
鄭曉龍笑道：“當然是直的。不過，看上去總好像是斜的！而且看得越久，這種錯覺就越強烈。真有意思！”
洪鈞沉思半晌，慢慢地說道：“世界上的東西其實都是這樣。如果人們習慣於把斜的東西看成正的，那麼正的東西反而就變成斜的了。這就是‘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無論是我國古代的道家學說還是印度的佛教思想，無論是馬克思的辯證法還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其實都包含著這個道理。”
“是啊，社會風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大家都覺得辦事兒得托人走後門，得請客送禮，這就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你辦事不請客，不送禮，那反倒成了不正常的。於是，請客送禮就成了正大光明的事情。其實要我說，甭管你辦什麼事情，從送小孩兒上學到去醫院看病，從申請營業執照到審批建設項目，大事小事都一樣，凡是請客送禮的就都是賄賂行為！”雖然鄭曉龍說話的聲音不高，但是他的語氣中包含了很多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