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至1901年期間，歇洛克·福爾摩斯先生忙碌異常。總的來說，在這八年期間，各種各樣公辦的疑難案件，沒有一件不請教福爾摩斯的，此外，還有數以百計的私人案件，其中有很多複雜且頗具特色的，福爾摩斯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這漫長的連續工作當中，有許多成就是驚人的，還有一些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由於我對這些案件有聞必錄，其中的許多案件我自己也親身參與過，可以想象，要想搞清楚應該公布哪些案件，確實並非易事。不過，我能夠按照從前的作法，優先選擇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殘著稱，而是以結案的巧妙和戲劇性來引人入勝的案件。也正因為如此，我才願意把維奧萊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頓的單身騎車人這一案件，以及我們調查到的奇異結局——這個結局以出人意料的悲劇而告終——來講給大家聽。實際上，這案件根本不能為我同伴那業以揚名的才能增光添彩，但案件的一些地方非常突出，完全不同於我的那些從中收集資料寫成了這些小故事的長期犯罪記錄。
我翻閱了1895年的案件記錄，找出我們第一次聽維奧萊特·史密斯談她的事的時間，那是4月23日，星期六。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福爾摩斯根本不歡迎她的到來，因為那個時候他正在全神貫注地關注著名煙草大王約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特別難解的問題。我的朋友最喜歡準確和集中精力，他在辦案的過程中，最討厭別的事來打擾他。盡管如此，他的生性並不是很固執，根本不可能拒絕那位身材苗條、儀態萬方、神色莊重的美麗女子的來訪，聽她講述她的悲慘遭遇，何況她又是在這麼深的夜裏親自來貝克街懇請他的幫助和指點的。不管福爾摩斯怎樣聲明他的時間很緊並且已經排滿，也還是絲毫不起作用。那姑娘決心已定，非說不可。顯然，她是一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人，除非動武迫使她離開，其他方式則毫無可能。福爾摩斯出於無奈，勉強笑了笑，請這位美麗的不速之客坐下，讓她給我們講述她的遭遇。
“我想，不可能是使你的身體健康受到損害的事吧，”福爾摩斯用敏銳的目光上下打量了她一番後說道，“你一定很喜歡騎自行車，我想你的精力很充沛。”
她驚訝地看了看自己的雙腳，同時我也發現了自行車腳蹬子的邊緣已經把她的鞋底給磨得起毛了。
“是呀，我是經常騎自行車，福爾摩斯先生。我今天到這裏來的原因，也和這有很大的關係呢。”
我的朋友突然抓起姑娘沒戴手套的那隻手，就像一個科學家觀看標本一樣，全神貫注而又麵無表情地檢查著。
“我相信你不會怪我的，這是我的職業本能。”福爾摩斯把姑娘的手放下之後說，“我差點錯認為你是打字員了，看得出來，你是位音樂家。華生，我原以為那兩種職業有共同的勻稱的指尖。不過，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出有另一種風度。”那女子靜靜地把臉轉向亮的地方，“那正是打字員根本不具備的氣質，我想這位女士肯定是位音樂家。”
“是的，福爾摩斯先生，我是教音樂的。”
“從你的臉色看來，你是在鄉下教音樂吧？”
“是的，先生，在一個叫薩裏邊界的地方，靠近法納姆。”
“那是一個好地方，可以使人聯想到很多有趣的事。華生，你一定記得我們就是在那附近抓獲了偽造貨幣犯阿爾奇·斯坦福德。對了，維奧萊特小姐，你在那邊遇到什麼怪事了？”
姑娘清清楚楚，十分平靜地講述了下麵的一段稀奇古怪的事情。
“福爾摩斯先生，我父親已經去世很久了。他叫詹姆斯·史密斯，曾是帝國劇院的樂隊指揮。我們母女在世上舉目無親，除了一個叔叔，他叫拉爾夫·史密斯。他在二十五年前去了非洲，到現在音訊皆無。在父親去世後，我們一貧如洗。可是有一天有個人告訴我們，說在《泰晤士報》上登有一則廣告在尋找我們的下落。你絕對能夠想象得到我們當時的心情吧。當時我們就想，是不是有人給我們留下了遺產，於是馬上按報紙上的地址和姓名找到那位律師。我們在他那兒又碰到了兩個人，一個叫卡拉瑟斯，另一個叫伍德利，他倆是從南非回國探親的。他們告訴我說，我的叔叔是他們的好友，就在幾個月之前由於貧困死在了約翰內斯堡。他在去世前，請求他們幫忙尋找他的親屬，一定要使我們不再貧困。這一點使我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我叔叔活著的時候並未理會過我們，反而在臨死時卻要特別關照我們？可卡拉瑟斯說，那是由於我叔叔剛剛得知我父親去世的消息，因此覺得對我們母女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打斷一下，”福爾摩斯說道，“你們在何時見的麵？”
“去年十二月，到現在有四個月了。”
“繼續說下去。”
“我不喜歡那個叫伍德利的先生，他是一個非常莽撞的青年，麵容虛腫，滿臉的紅胡子，頭發零亂，總是向我拋媚眼。我很討厭他，我相信西裏爾也一定不願意認識他。”
“噢，西裏爾是你的朋友吧？”福爾摩斯麵帶笑意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