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飛逝，轉眼京城又迎來了一個大雪紛飛的寒冬。
浙閩一帶內戰正酣，北境則進入了一個極度平靜的相安無事時期。就在正統十三年十月，瓦剌裹挾“買賣回回”，雙方共同組建了一個龐大的使團，人數號稱有三千五百九十八人，由瓦剌正使太尉完者帖木兒、副使平章烏馬兒率領，浩浩蕩蕩來到京城，經禮部核查，發現瓦剌使團共虛報人數一千零七十四人，這關係到一大筆賞賜，更關係到泱泱上國的顏麵，於是，皇上命禮部查實使團人數，驗口給賞。
這一曆史事件被現代學界過度解讀，可悲的是，現代文人比古人還要怯懦，竟說大明不該較真，因驗口給賞，交惡於瓦剌，最終招來戰端，太不應該！
可悲之處不止於此，還在於現代學界再次曲解曆史，隻提及一點而不及其餘。
這一曆史事件的起因在於大明戍邊武將的玩忽職守頗令人生疑，當時瓦剌使團的人數是由山西都指揮使馬義和居庸關署都指揮僉事李景具奏呈報上來的，二人如此大幅虛報使團人數，有暗通瓦剌之嫌，故而朝廷不能大意。事實上，正統皇帝事後赦免了居庸關署都指揮僉事李景，但下令巡按監察禦史執拿山西都指揮使馬義問罪如律。
那麼，大明的這次較真是否就是引發戰端的誘“因呢？當然不是！
下旨驗口給賞後，正統皇帝擔心此舉會惹怒瓦剌，便留瓦剌使團在京中好吃好住款待數月之久。翻過年來，在瓦剌使臣陛辭時，他還采取了兩大補救措施。
其一是致書瓦剌汗脫脫不花。試想，大明天子隻與皇室宗親偶有書函往來，平時的隻言片語都是詔敕，連寫份檢討書都是“罪己詔”，何曾有“致書”這樣低三下氣的時候？洪武年間大明致書所謂的“日本國王”良懷，彼時的“致書”是由禮部尚書具名的，根本就輪不到堂堂明太祖親自署名。
正統皇帝放低身段，平等對待瓦剌汗脫脫不花，且在書函上十分誠懇地表達了善意，尊稱脫脫不花為“可汗”。“自朕即位，重念可汗和好至誠，以其管治迤北人民，特以韃靼可汗稱之，且朕與可汗和好在有誠意，不必論此虛文也······自古和好之道利於君長，不利於小人，蓋和好長久，人民安樂，君長永享富貴，其小人欲為惡，無隙可乘······”
書函上滿紙都是“和好”二字，簡直到了不厭其煩的地步！正統皇帝還屢屢提示脫脫不花，勸他不要受好戰小人的蠱惑，可謂是好話說盡，也隱含著離間的意味。
其二，給脫脫不花和也先以巨額賞賜。這次的賞賜遠遠超出了常例，賞物的價值堪比一次中型“納貢”。
我們不妨看看賞賜中都有些什麼：織金蟒龍文綺彩絹一百八十四匹，五百斤重的金銀錠各五錠，塔納珠五千六百顆，金銀廂木椀各二，織金九龍蟒龍渾金文綺三十八匹，紵絲衣一襲，繡金衣五件，靴襪、樂器、賬房、藥材無數。另對可汗妃、也先妻各賞織金文綺彩絹三十二匹，錦袍一襲，織金衣三件，此外，靴襪、針線、脂粉、絲絨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