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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25歲就死了，生命短暫卻燦爛。
外公得到外婆的死訊，是在延安。消息是賀怡告訴他的。賀怡長征時也留在蘇區。抗戰時期，她從江西來到了延安，見到了外公，她沒有忘記當時的代傳口信的承諾，將外婆的口信轉告給外公，並告訴外公關於外婆犧牲的情況。
關於外婆的死，賀怡是這樣告訴外公的：
“唐義貞生第二個孩子後不久，鏟共團把她抓去了。唐義貞同誌對敵人破口大罵。鏟共團把她的肚子剖開，讓她痛死。唐義貞烈士死的時候，滿嘴是土，這是毛澤覃告訴我的。”
賀怡在這裏描述的是一個慘烈的畫麵，當我去想象那一個慘絕人寰的屠殺場景，我的心就禁不住戰栗，禁不住劇烈地收縮，縮緊了的心又有一種要迸裂的感覺。
後來，我讀到美國作家哈裏森索爾茲伯裏著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書中關於外婆的死屬於另一種說法：
“一九三五年一月，……瞿秋白會同……何叔衡及其他幾個人，離開瑞金附近的藏身之處，動身去閩西，希望經過汕頭或廣州到上海或香港……
“一隊女同誌與他們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梁伯台的夫人……陸定一的夫人唐義貞，陸是宣傳官員，參加了長征……鍾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員；項英的夫人；還有一名黨的工作人員，名叫黃長嬌。
“這些婦女的命運都很悲慘……唐義貞的命運最為悲慘。有人指控她向國民黨出賣黨的領導人，紅軍把她處決了，後來證明是錯案……”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先生是位嚴肅的作家，每一處描寫的事實都注明了資料來源。同樣，他對包括外婆在內的幾位紅軍婦女命運的遭遇的描述也是有他的依據的，無論這些依據是否符合曆史事實。
但是，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先生依據的隻是一種傳說。顯然，他寫書時沒有讀到過外公於1982年所寫的《關於唐義貞烈士的回憶》一文，文中記載了賀怡當年提供的關於外婆犧牲的情形。
同樣，外公的文章裏還記下了賀怡同時提供的另一個情況，即一個傷員被鏟共團所殺害，領導便誤以為是毛澤覃、賀怡和外婆向敵人告了密，出賣了傷員，並將他們三人逮捕，差點將他們三人處決了，後來知道弄錯了，又把他們三人釋放了。
是否向哈裏森.索爾茲伯裏提供材料者隻知道這場錯案的前半段，而不知道後來的結果，而誤以為就那樣處決了呢？
這個問題留給曆史學家們去考證。
再後來，我讀到一份新的材料。我讀它時，並沒有想到要把它作為一種考證，因為我的心又一次震顫、緊縮和感受迸裂般的痛苦。我的眼前展現的是活生生的曆史畫幅。讀了它，我才真正體驗到什麼叫艱苦卓絕，什麼叫舍生取義，什麼叫拋頭顱灑熱血……
我所說的材料是一份長汀縣黨史辦康模生等同誌對陳六的采訪記錄。
陳六，長汀四都人，1934年末至1935年初，曾經與外婆一起工作生活過，相處了一個半月時間，她也是外婆慘烈就義的目擊者。
1984年6月13日，康模生等人來到四都，采訪了已是69歲的陳六。下麵將這份記錄照原貌抄錄下來。這是一份口語化的原始記錄，沒有作任何整理。
康模生：陳六同誌，請你把認識唐義貞的經過和她犧牲的前後情況詳細談談。
陳六：我（原）是四都區少共青年團的書記，1934年9月（農曆）被派到汀洲少共省委工作。省委設在汀洲東街，省委的大部分部門都設在那裏。省委（少共）書記是賴宜昌，長汀塗坊人，不在世了。我是宣傳幹事，唐義貞分在我處指示工作。她有文化，是幹部。那時她懷孕了，肚子很大。我們住了一個時期，因敵人來清剿，就分開打遊擊了。一部分分在古城方向，一部分分在四都，唐義貞擔任了突擊遊擊隊宣傳部部長，我做宣傳幹事。遊擊隊一共有百多人，稱獨立營，營長及政治委員都姓胡，大家都稱呼他們胡營長、胡政治委員。不知道名字，是湖南（北）這帶人。他們三人（兩胡及唐）講的土話通。後來我們分散遊擊，十人八人一組，四五個人的也有。分散遊擊的目的是為了縮小目標，遊擊的地點就在四都周圍。以後，唐義貞就生孩子去了。不久，我們又碰在一起了，她剛剛坐完月子，頭上手帕子也不包（坐月子的婦女，頭上要包手巾，以免傷風），又跟我們在一起東奔西走了。她告訴我生的是男孩子，在圭田生的，送給人了。這家人沒有孩子，姓陳，叫聰秀妹，丈夫範其標，也是紅軍，孩子就是在他家裏生的。我告訴她，聰秀妹是我的堂姐，我們叫她“聰子”，跟我姐姐很要好，她的人家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