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窮學生。因為家裏窮，接濟非常有限，他知道，這有限的接濟也是家裏勒緊褲帶節省出來的。接濟經常中斷，他必須靠勤工儉學來完成學業。
在巴黎的來自中國的窮學生中，他結識了冼星海
冼星海，在今天的國人心中，這是一個振聾發聵的名字——中國樂壇巨子、《黃河頌》交響曲的曲作者。但在當時，他同樣是一個窮得丁當響的中國留法學生。他也是1930年來到巴黎的，在巴黎音樂學院學習。他的窮，從一個事例中可以得到說明：他的作品獲了獎，他提出了對獎品的一個要求，這個要求令主辦者料所未料——他要的獎品是：飯票！這個要求讓法國教授們具體真切地體味了“民以食為天”這一中國古訓的實在意義。據說是肖邦批準了冼星海的這一要求，帶他到膳食管理部門領了飯票。冼星海也是一邊打工一邊學習，他曾在飯店當跑堂，在理發店做使役，也當過圖書館管理員……
唐一禾與冼星海還同租一小屋居住，兩個都是窮學生，兩人相互照應，互相勉勵，一個麵包掰成兩半分著吃，成為患難之交。早晨他倆早早起床，到一家報館領了報紙，分送到各個報亭，然後各自去上學。晚上回到小屋，兩人又有不盡的交流。盡管他倆一個學美術、一個學音樂，但藝術總是相通的，理想和抱負也是共同的，其間的切磋與交流，當使兩人都有相當的心得與收益。
從現存的唐一禾留法期間與他人合影的照片中，可以得知，同一期間在法國留學的還有吳作人、蔣海澄（艾青）、周圭、徐悲鴻、常書鴻等一批人，其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我國文學藝術界的泰鬥、巨擘。他們在巴黎藝術的海洋裏汲取營養，回國後發揮各自的光和熱，為祖國的文藝事業寫下燦爛的篇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感謝巴黎。但更要感謝的，是這些藝術學子們當年的崇高的抱負和艱苦拚搏精神。是振興祖國文藝事業的理想，成為他們求索和奮鬥的動力。據徐悲鴻先生的高足、中央美院的馮法祀教授回憶說：他們這批留法人士，早年都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在思想上是愛國的，非常關心祖國的命運，到國外留學，決不是為了鍍金抬高自己，而是為民族和國家的複興做點事（詳見《美術》2000年第7期）。我們當永遠銘記他們的愛國情懷！
有一張照片，是唐一禾在拉丁區的宿舍裏照的，背景的書架上放著一個相框，相框中是母親趙喜齡的肖像。在遙遠的異國他鄉，唐一禾懷念著母親，懷念著家鄉，懷念著祖國。5年是漫長的，漫長的歲月裏，陪伴著的是漫長的思念……
在大洋此岸的母親和親人們對他的思念，也就可想而知了。特別是母親，經常登上武昌的黃鵠磯頭翹首東望，因為兒子是從這裏坐船往上海方向去的，盡管法蘭西是在西邊……
甚至在武昌藝專中的廣大師生包括那些離開了藝專的同學都對唐一禾在巴黎的境況表示出極大的關注。他在巴黎的艱難處境成了眾人皆曉的事情，人們為遠方異域的他感到焦慮和擔心。對於此，從周全的回憶文章中可見一斑：“1931年夏我離開母校去北京學習，不久周思明同學來北京，告訴我一禾先生在巴黎生活艱苦。我介紹思明在馬丹、曾歌的家裏寄居並學法語。不久他去法國了，去前他表示過：對於一禾先生的生活要給予幫助。”
就連那些新來的學生，也都知道他們的校長有一個五弟在法國留學，他們沒有見過他，隻是從老同學說起他時表示出來的敬仰的神情和誇讚的口吻中，了解到他的傑出的才能和非凡的毅力。這使得他在他們心中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在這些新來的同學中，就有熊明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