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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武漢籠罩著高溫，也籠罩著不祥的氣氛。
自日本侵略軍對武漢發起攻擊以來，武漢的空氣就緊張起來，戰事莫測，居民人心惶惶，更有達官貴人之家，早就打點細軟，紛紛舉家遷徙，往大後方躲避去了。
國軍能否抵擋住日軍的進攻，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一時間，各種傳言紛至遝來，人們帶著惶惑的心緒，探聽著、議論著、思慮著，在惶恐不安中度著時日。
當政府部門也都紛紛關門，打起行裝，撤離武漢之時，人們才真切地感到，國軍的潰退已成大局了！
眼看大武漢就要淪陷了！
這局勢對於慘遭轟炸的武昌藝專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武昌藝專不可能在侵略者的鐵蹄下辦學。
武昌藝專真的要解散了？
不，武昌藝專不能散，一定要辦到底！——這是校長唐義精的誓言。
但怎麼把學校辦下去呢？
人們不知校長還有什麼招數。
唐義精此時做出了一個重大決策：遷校——將學校搬遷到後方去！
兵荒馬亂的歲月，單個人、單個家庭的逃“國難”遷徙已屬不易，要把一個學校做一次長途搬遷就更難了，何況是一個私立學校，得不到政府的幫助，在一般人看來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學校要辦下去，就非搬遷不可，別無他法。
更何況在唐義精的人生理念中，他認定了要做的事情，就不想這個“難”字，隻有一個“做”字。
這是一次艱難的遷徙。
搬遷學校需要經費，學校卻沒有幾個錢，這時候唐義精想到的是妹夫陸定一交給他的那筆錢。那1000元錢已用去一小部分，還剩下不少，因尋找葉坪的行動沒法進行下去，錢就還在。現在隻好先將這筆錢用在學校的搬遷上了。這算不算是一種“天助”呢？
唐義精這樣打算的時候，心裏對妹夫感到一種愧疚，但他沒有其他的辦法，時間緊迫，容不得他過多地考慮是否妥當的問題，隻想以後有了錢，再作補償吧。
搬遷所碰到的另一個難題是運輸工具。逃難的人和單位太多了，交通工具就十分緊張。當時入川，有錢的人坐飛機，其次乘輪船。武昌藝專坐不起飛機，也坐不起輪船，因為除了人員外，要裝運的還有七八架龐大而又嬌氣的大鋼琴，和幾百件大大小小更加嬌氣，碰不得摔不得壓不得擠不得的石膏像，還有數百箱工藝係的木工全套機器和製圖印刷機。武昌藝專的交通工具隻能靠其他船隻，但要找到足夠的船隻很困難。武昌藝專這樣的私立學校官方是不管的，想要官方來解決些問題根本沒人理你，一切全靠自己想辦法。
唐義精與學校的人東奔西走，好不容易才雇到幾條小木船。
就靠這幾條小木船，武昌藝專要進行長途大遷徙了！
學校遭轟炸後僅存的那些鋼琴、石膏像、教具、圖書及藝術藏品一件件經過包裝後，被小心翼翼地送到碼頭，然後又小心翼翼地裝上船。
因為船少，裝載完學校的物品外，隻能容下部分教師及家眷和小部分學生，還有部分教師和大部分學生不能同船轉移。這大部分學生隻能靠自己想辦法入川。
出發的時候到了。碼頭上的氣氛十分沉重和悲傷：一方麵是背井離鄉的離愁別緒籠罩在久居武漢的師生們的胸中，一方麵是暫時不能隨船入川的學生們的失落心緒布滿心頭。先走的與暫時留下的依依惜別，互道珍重，許多人抱頭痛哭，未走的人當中還有的預感到國難當頭，長路漫漫，或自身條件不充許，也許自己將永遠要與母校及師生們分開了，更是悲傷難過。
比如，一個叫尹瘦石的學生就是其中之一，並且做出了離校的無奈決定。
作家霍達在紀實文學《仰雪詞館主》中記述了後來成了著名畫家、中國文聯常務副主席的尹瘦石與武昌藝專的這段不平凡經曆：“1938年2月，年僅19歲的尹瘦石考入唐義精主持的武昌藝專，師事著名畫家呂霞光。他多麼希望自己的藝術技巧能得以更進一步的錘煉啊！但是，劇烈動蕩的時局已經無法使他專心致誌地做學問。素描人體畫了沒幾個月，南京失陷，武漢外圍緊急，藝專隻得遷往四川。西遷之前，校長唐義精舍不得這個詩畫俱佳的學生，對他說：‘你應該跟我走，完成你的學業！至於學費，不必發愁，學校可以免收學費，對於你這樣的學生，是值得的。’”
但尹瘦石還是“因孤身一人生活無著，不得不離校而去”。但他也“對義精先生獎掖後學銘記終生。”（尹瘦石給友人的信中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