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到劉天民爺爺是1988年初。他已是70多歲的老人，清瘦，但身子骨卻很硬朗。他離休前是一機部電器研究院的黨委書記。他每天很早起床，步行數公裏到公園打拳、舞劍，然後又步行回來。他是一個很和藹的老人，我帶了女兒到北京，他總是帶著我女兒一會兒去天壇公園，一會兒又去自然博物館。他的脾氣極好，八爺與他經常在一些事情上發生“意見分歧”，要鬥上會兒嘴，但每次都是他以“好，好，我錯了，我錯了”地“無原則妥協”而偃旗息鼓。這樣一位“老好人”，很難想象年輕時竟是一位敢鬥善鬥、不怕死的地下黨。
劉爺爺的故鄉是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也是樂亭縣人。劉爺爺十多歲還真見過這位北京大學的教授，是大人領著他去拜見的。李大釗摸著這位小老鄉的頭，問他幾歲了，在哪裏讀書，囑他好好學習之類，還給了他一堆花生棗兒，然後即跟大人們談天去了。這堆花生棗兒總算沒有白吃，劉爺爺回去就參加了共青團。那時候在李大釗的影響下，樂亭縣城關中學裏建立了黨組織，校長老師中都有共產黨員。後劉爺爺到了北平四存中學讀書，視野更為開闊，進步學生之間的聯係也相當廣泛。在這裏劉爺爺因參加遊行被抓起來蹲了班房，好在被捕的學生中，有一位的父親大人是警察局的科長，加之都是中學生，糊弄糊弄就把小哥兒們幾個給放了出來，所以班房隻蹲了一個晚上，連窩窩頭也沒賺上一個吃。後來劉爺爺考上了天津北洋工學院，在這裏成了“民先”的大隊長……1938年西北聯大畢業前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畢業後他準備去延安，但組織上考慮他沒有暴露身份，留在“後方”對工作更有利，尤其是電訊這樣的要害部門，於是就沒走成。
婚後，唐義慧擔任了國立西昌技術專科學校的講師。學校在西昌城的一個山上，山上還有一個叫“邛海”的湖。這期間，她和劉天民在經濟和其他方麵支援“抗敵後援會”和進步流亡學生。她還經常幫助劉天民翻譯密電，協助他與當地反動袍哥做鬥爭。這裏的情況確很複雜，起初，當地反動“袍哥”把持了電台，台長就是一位“袍哥”。劉天民等地下黨員巧妙地開展同袍哥的鬥爭，用技術手段竊聽到“袍哥”台長在電話裏談大煙生意，並截住了他們販運大煙的驢子，讓當局撤了這位袍哥台長的職務。這位袍哥下了台後，劉天民當上了台長，掌握了鬥爭的主動權。國民黨很多來往電報，他借口電台功率不足，總是先發往漢中台再轉發，原來漢中台有中共的人，可以把情報轉告延安。
1942年，她生下了第一個孩子——大兒子劉伯寧。生孩子前不小心滾下一個坡裏，動了胎，一位好心的鄰居老太太用銀手鐲煮蛋給她吃，說是可以保胎，幸好吃了果真沒事。
我見到大表叔劉伯寧的時候，他已是機械部桂林電器研究所的所長。我去北京八爺家，常常湊巧會遇見他，因為作為一所之長，他常出差北京辦事，到了北京就住在母親家，但也是早出晚歸，回到家裏還要打上半宿的電話。八爺抱怨說：整天這樣不要命地忙，不怕忙壞了自己的身體！桂林電器研究所是一個數千人的單位，市場經濟條件下，要自尋出路，不忙行嗎？
唐義慧生孩子後，回到江津。1943年任國立江津九中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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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藝專靠自己的能力遷校入川，又在極端艱難的困境中屹然獨立，唐氏兄弟和教師們——一群貧窮的硬漢子，憑著他們一股精神氣，成就了一番非錢莫辦的事——藝術教育，並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這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而武昌藝專在“大後方”的藝術界和教育界具有不容忽視的分量，其名氣大振，其名聲廣傳，成為當時全國第一流的私人學府。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這樣，慕名前來求學的人也就越來越多，學生人數也就不斷增加，學校為了適應實際的需要，增設了五年專科班，招收初中畢業生，以使那些具有藝術天賦的青少年能夠適時獲得教育和發展的機會。
但學校仍然經常背負著沉重的財務包袱，在戰戰兢兢中求生存，求發展。這方麵的事不再敘述了，但武昌藝專在江津時期的還有些事，值得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