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起蕭牆：女人告密者和公安廳長；
深層潛特：崇高名義下的齷齪；
英靈詛咒——果真“投機革命”？
1
西安隻剩下徐學章一人在“留守”。
他的家也就成為小組成員南來北往的驛站。“驛站長”仍然是徐母。徐母牽掛著她那幾個天各一方的“兒子”。
李福泳來信了，信中還附著一張照片。照片上的李福泳穿著很臃腫的棉襖，頭上戴著兩扇帽扇緊緊護著耳朵的大皮帽子，李福泳看上去顯得黑瘦黑瘦，可他齜著一口白牙，笑嘻嘻的。照片的背景是一幢藏民住的歪歪扭扭的房子，李福泳是抱著孩子站在門前的看上去也很荒涼的空地上。徐學章的母親戴上老花鏡細細地看照片，看著看著眼淚掉了下來。
“那，咋看上去象個老藏民？”老太太抽噎著，抹著鼻涕眼淚，“你把那信再給我讀讀。”
徐學章還那麼孝順聽話，他讀信：我已經到了玉樹，這裏是藏區，靠近西藏，算是青藏高原，很冷。我們住藏民房子，泥巴屋，窗戶很小，因為風大。藏民和我們住一個屋，他們躺在樓梯台階上睡覺……
“玉樹？玉樹是什麼地方呀？”老太太還是抽著鼻子問。
玉樹是青海緊挨著西藏的邊沿地區，進藏的駝隊商旅從玉樹荒無人煙的沿澤草地穿過青藏高原進入西藏最北邊的昌都。這時候西藏和平談判正在進行，李福泳隨同電台被派往玉樹外勤組。
老太太對這些國家大事想不明白，她想不通：“把個孩子弄到那地方去幹什麼？”在老太太的想象中，那是片很荒涼很高的沒有人住的高山，李福泳就孤零零地住在高山上邊，那時候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叫《二郎山》，“二呀麼二郎山，高呀麼高萬丈。”老太太一聽人唱這歌就哭，家裏人也不知道她為什麼怕聽這首歌，誰也不敢唱了，後來才弄明白老太太是把“二郎山”當成了李福泳工作的青藏高原，她很心疼很喜愛的那個“兒子”李福泳就在那“高萬丈”的山上……
“二郎山”在家裏是絕對被禁止唱了，可徐母又哭“戈壁灘”。原因還是薛浩然和王冠洲寫來的一封信，信上說，從西安到喀什乘了輛公路局的大卡車，一路都是戈壁灘，方圓幾百裏全是雞蛋大的石頭，一棵草也不長。他們走走停停曉行夜宿光路上就快兩個月……這封信又把老太太弄得哭天抹淚，“寸草不長的戈壁灘，那是人活的地方？”
以後家裏人也就不敢再提“戈壁灘”。“戈壁灘”就是她那兩個“兒子”薛浩然和王冠洲流放的地方。老太太這麼認為。
隨著薛浩然和王冠洲的輾轉遷徙，“莎車”、“和田”這麼陌生繞口的地名也念叨在了徐母的口中。徐母讓兒子給薛浩然寄點吃的東西，徐學章遞過包裹，郵局姑娘睜大了眼問：“莎車？中國有這麼個地名嗎？你不會寫錯吧？”徐學章回家把這事一講，老太太又哭了：“連郵電局的人都不知道這個地名兒，那不比唐僧取經的地方還遠？”莎車是南疆一個非常偏遠的縣，薛浩然後來在這裏當了一個小作坊式的不足100人的小油脂廠的廠長，就是這個小油脂廠還算是莎車縣唯一的工業。王冠洲所在的和田更偏遠，已經接近被稱為生命禁區的西藏阿裏地區，這個地方可以有一個很形象的解釋：它是影片“冰山上的來客”故事發生的地方。
誰也沒有想到，最先被刺落下馬的是小組最後一個成員王冠洲；而這裏邊的大悲大喜樂極生悲又是朋友們也是王冠洲本人做夢也想不到的。
2
王冠洲興衝衝地來到了徐學章家。他帶來了新疆最好的葡萄幹和杏幹。葡萄幹和杏幹那時候對內地人、新疆人稱為“口內人”象給皇上的貢品一樣難得吃上，曾經為“冰山上的來客”掉過眼淚的徐母這時候吃著又甜又酸的葡萄幹和杏幹，一雙慈愛的眼睛目不轉睛地打量著王冠洲。王冠洲高大英俊。當國民黨的報務員時，五個人中王冠洲最“派”，1.80米的大個頭，一身筆挺的上尉軍官服，一頂大蓋帽，高高鼻梁一雙深邃明亮的眼睛，使王冠洲看上去特別偉岸也特別亭亭玉立——假如“亭亭玉立”這個詞可以用在一個男性青年身上的話。王冠洲適合穿軍裝，穿上軍裝一種標準軍人的氣質就自自然然地舒展在他的舉手投足之間。1955年春天來到徐學章家的王冠洲也穿著一身製服，那是一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人員的警服。他穿警服和穿國民黨軍官服一樣標致、英俊挺拔。吃著又甜又酸的葡萄幹、杏幹，王冠洲說著又甜又酸的話題。他說就在“冰山上的來客”那個地方和田工作的時候，他受到了“監控”。王冠洲用了一個很專業化的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