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蹤者是個譯電員，組織上還是不放心他掌握著電台，大約是怕他“裏通外國”和台灣或者金門馬祖大擔二擔的蔣匪軍秘密通報，象當年他們對付國民黨一樣。王冠洲說，“我走哪兒她跟哪兒，我想不到別處，人家是咱站長的老婆，我隻想著大概是關心咱這個單身漢。可一天，她挺難受挺過意不去地對我說，‘我來和田的時候，組織上就讓我監視你。’”王冠洲說他當時吃了一驚，“什麼，監視我？監視我你給我說？”
譯電員眼圈紅了，這女人心腸挺善：“我監視你，你一舉一動你做什麼事情我都知道。我覺得你是個好人，我監視你，這種行為……”
女譯電員沒有說出口“卑鄙”這樣的字眼。王冠洲倒被對方感動了，他沒有罵對方是“女特務”。可是王冠洲從此心裏有了陰影。王冠洲後來長達二、三十年的被監控這隻是一個悲喜劇式的序幕。他知道了他曾賣過命的共產黨而他也是個共產黨員卻不被自己的黨所信任。王冠洲是在他們勝利返回西安後正式加入的中國共產黨。王冠洲對自己一生命運形容成的“悲苦”就開始於和平剛剛降臨的南疆荒漠小城和田。
可是“悲苦”的王冠洲一生又總有“貴人”搭救，否則“悲苦”的王冠洲能不能有勇氣活下去都很難說。南疆行署公安局長調任了新疆公安廳副廳長，這是位經曆過紅區肅反鋤奸等等久經磨難的老紅軍，姓何。他喜歡秉性率直率真的這個高大小夥子，從南疆把他帶進了邊城烏魯木齊，進了公安廳在關押反革命分子的六處當了一名公安幹警。此時，公安部公安學院成立，何副廳長又保送王冠洲去北京學習偵查業務。王冠洲興奮地對圍著他的“驛站長”徐母和一家人說：“聽說在公安學院要學習照相、痕跡、指紋等等，公安技偵的那一套。我就愛鼓搗個機器什麼的，對技術最有興趣，這下可好了！”
一家人送興高采烈的王冠洲赴京。可兩三個月沒有王冠洲的消息，“驛站”裏的人都想，王冠洲可能在京城裏埋頭苦學他的公安技偵業務，這很好，但願他從北京返回的時候大家能看見一個經過深造的更加英姿勃發的王冠洲。“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社論批判文章鋪天蓋地了，大家麻木著，一幫文人的逮捕關押和在公安學院裏深造的王冠洲有什麼關係？可是突然從新疆傳來消息，王冠洲從北京徑直返回新疆。他沒有到溫馨的“驛站”來略事歇足？他怎麼能忽略算是他生命港灣的“驛站”和那麼疼愛他的慈祥老人家呢？——
王冠洲從峰巔上徹底摔了下來。他從此一生也再沒有這麼輝煌過。老紅軍廳長沒有想到他是愛護小夥子培養和準備重用小夥子最後卻恰恰害了小夥子，而且，後果嚴重，不堪設想。公安學院必須填表，王冠洲填寫的“學員登記表”上忠誠老實地在“出身”一欄裏仍然填寫上“舊軍人”，在履曆情況裏也仍然填寫上“曾任國民黨電台報務員”。公安學院政審嚴格，這樣一份表交上去，學院做出“不適宜在這兒學習”的政治性結論，通知新疆公安廳把他們推薦來的這個政審不合格的人領回去。王冠洲背著鋪蓋卷提著行李離開北京城天安門廣場踏上西去的列車的時候是怎樣一種絕望淒苦心情王冠洲從來也沒有對人講過。這是他的“滑鐵盧”。不堪回想不忍卒想想起就要心碎欲裂想起就要長歌當哭的“滑鐵盧”。他是被人活活地塞進了墳墓，王冠洲從此沉默寡言後來愈來愈沉默寡言。當年在國民黨軍隊動不動眼一瞪就發火：“你算老幾！”的“老幾”王冠洲忘記了自己的名言。“老幾”是強大的政權，王冠洲對著這座橫在他麵前的攀越不過去的“天山”再也沒勇氣說出他當年的名言。
呂出這時候也到了新疆。他懸空“參加革命時間”遠戍新疆的惟一想法是要躲開那些對他和小組成員的命運可以“一言九鼎”的大人物。離開西安前夕他對徐學章說：“我們這樣的人，一定要記住兩條：名利上不能有野心，政治上不能出問題。”同樣的話他也講給王冠洲。那時候“老幾”卻頗不以為然：“你麼老是疑神疑鬼的！”王冠洲聽不進他的勸告，小組成員中隻有呂出最早也最真切地預感到了他們共同的不幸和災難性的命運。他想告訴王冠洲，不是他疑心生暗鬼，不是，是孟影、原野他們給他心裏種下了一個可怕的幢幢鬼影：他們那段情報生涯，他們為西北解放建立的那些功績，很可能，帶給他們的不再僅僅是榮譽，相反，卻會是一種“反革命”的贖罪，甚至，是他們小組全體成員的一種毀滅。心情沉重憂心忡忡的呂出欲言又止，他不忍心給正得到何副廳長厚愛意氣風發的公安幹警王冠洲以心理上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