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特別諜案》一書，與我寫其它作品不同。寫《滄海風流》，主人公胡征是我的大學老師，與李輝寫胡風事件有點相似，他是“胡風分子”賈植芳的學生，曆史把兩代文化人安排作師生關係，就有了後來的文化人對上一代文化人命運的思索。寫《百戰將軍.肖永銀》，是因為我要替我的老師還一份曆史情債，因為當“胡風分子”胡征淪落在陝西最偏僻的隴縣山中的時候，他寫了數百封求助信均石沉大海，是當年他在戰場上被俘時的旅長肖永銀救拔了他的苦難。寫《黃河大移民》和《天國葬禮》，我都是追尋著一個信息很快地見到了我筆下的主人公們。呂出情報小組不同，我是在知道了他們的命運和故事，整整兩年之後才與他們謀麵、相識和采訪他們。
一個事故，能根植於一個作者心中兩年而不忘；一種命運，能讓一個作者深深咀嚼反複思考品味兩年而仍縈繞於心，這裏麵作者投入的感情之多之深，已經不言而喻——這裏麵，肯定有作者一次深刻的靈魂震撼。
大約在5年前，1995年初冬，國家有關部門在陝西召開了一次會議，其中邀請參加會議的有呂出情報小組健在的四位成員：呂出、徐學章、薛浩然、王冠洲。還有我在長篇小說《天國葬禮》裏主人公之一韓揚的原型王釋奇老人及國家安全部落實辦的朱玉琳局長。此時，《天國葬禮》正在寫作中。利用這次會議期間，我和朱玉琳局長、王釋奇老人有過一次晤麵，其實這就是呂出情報小組的故事走進我心中的開始。
兩位德高望重的老情報前輩告訴我說，呂出情報小組解放前在胡宗南部搞諜報的經曆和解放後被作為“深層潛伏特務”立案偵查的經曆都頗為奇特和典型。戰爭年代的奇功奇勳，建國以後的奇冤奇辱，假如能以春秋之筆彪炳於世，對曆史和對現實都會有著一種非凡意義。
於是，會議之後小組成員的發言及他們共同合寫的回憶性質的《在胡宗南西安綏署一段情報工作紀實》等資料便輾轉到了我的手中。
開始的時候我壓根兒沒想到這些記述著一些戰爭與情報的曆史故事會對我的感情和靈魂帶來什麼，隻是出自職業的習慣，我想瀏覽和翻閱，不料我的一番心靈曆程和靈魂震撼也就此發生了。
簡單地說，這是六個青年用生命訴說的輝煌和沉淪，是熱血和血淚交織的斑駁曆史與現實，是六個熱血青年六個赤膽忠心地追隨共產黨人事業獻身於締造共和國偉業的年青人用整整一生去抗爭一個巨大謊言和訴說自己對共和國的忠貞與清白的故事。我知道，在我明白了呂出等六人的命運的那一刻，我實際觸摸到了一個曆史與現實的嚴肅命題。它涉及到中國曆來的民主與法製的問題。涉及到謊言的製造和澄清謊言，恢複曆史真實的巨大艱辛問題。
曆史的祭壇上從來都必須有先行者的熱血獻祭。《特別諜案》的主人公們，呂出他們獻祭給曆史祭壇上的是我們實現生活中民主生活的不完善、官僚意誌主宰普通人的命運而人為製造的本不該發生的卻真真切切發生的曆史悲劇。如果說它能夠給後世警示什麼的話，它應該警世人們，在我們的共和國更加成熟和我們進行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應該和能夠避免此類人的悲劇的發生，讓功臣享受功臣的光榮而不再把功臣變成“囚徒”。
曆史曾發生過這樣一幕。劉鄧大軍在千裏躍進大別山之前派出過一個叫呂出的二十歲青年情工人員，呂出成功地打入胡宗南部後，相繼發展了薛浩然、徐學章、李福泳、王冠洲、紀義，小組六個成員中除紀義是鐵路青年職員外，其他五人均是胡宗南總部西安綏署報務員，掌握電台三部，利用敵台先後給延安我情報部門發送胡部絕密軍事情報近千份，為我西北野戰軍在西北決戰戰場掌握戰機和戰爭主動權提供了先決條件。戰爭因他們的存在，因他們出色的諜報活動而變得雄渾且瑰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