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為了出一本詩社刊物，大家夥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說是出錢，其實都是象征性的，意思意思而已。都是鄉下來的窮學生，手頭拮據得要命，即便是有一兩個帶薪的，也是顧了月頭顧不了月末，離家近的同學隻好抽空跑回家去想辦法。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還別說，就這麼一折騰，刊物所需要的紙張和印刷什麼的，最後都還真迎刃而解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刊物封麵的設計上，大家意見不統一，甚至於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一派主張古典美，說我們地處中華聖地，應當體現地域文化底蘊；一派堅持現代感，說科學的春天已經來到，讓我們乘著詩歌的翅膀，飛向理想的王國。最後還是社長一錘定音，鎖定了鳳凰涅槃的寓意。“郭沫若是中國現代白話詩歌的裏程碑式人物，其代表作《鳳凰涅槃》歌頌死而複生後的歡暢，正好寓意我們——舊我不複存在、新我即將誕生！”大家覺得有理，便一致擁護。於是，由家明開始設計封麵，雖然隻有簡單幾種顏色，但家明出手不凡，寫實中帶有誇張，簡約裏兼有變形，讓一個火中鳳凰形象躍然紙上。再配上“朝花”兩個紅色草題字，讓詩社刊物一問世就一炮打響。
最有意思的還是我們在校園叫賣詩刊的情形，那時正值冬季，雖不像新疆一樣冰天雪地，也是寒氣逼人，凍得人的手臉都紅彤彤的。我們每個詩社成員懷抱著一摞刊物，像是抱著自己新生的嬰兒，那個成就感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買本《朝花》吧，它是我校第一本民間詩刊，作者都是中文係才子，水平很高呢！”我們一遍又一遍地在教室與宿舍之間來回叫賣著，甚至到了天黑都不覺得。而由於我又是一名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學生，就是出於好奇，人家也會買上一本瞧瞧。就是這薄薄一冊《朝花》詩刊，不知伴隨我走過了多少個春夏秋冬。到後來我娶妻生子、成家立業，從農村到城市、由平房到樓房，家是搬了一次又一次，東西是扔了一件又一件，但唯獨《朝花》詩刊保留至今，似乎已成為傳世之寶。
畢竟是在孔子故裏，詩社的活動大抵都在“三孔”進行。曲阜有“三孔兩廟一陵”之說，孔廟、孔府和孔林俗稱“三孔”，自古以來就成為曲阜的標誌。孔廟是祭祀中國古代文化巨人孔子的廟宇。孔廟四周圍牆一色黃瓦紅垣，高大莊嚴，牆內建築壯麗巍峨，金碧輝煌。孔廟的大門稱欞星門，意味著尊孔如同尊天。廟宇內設有杏壇，相傳孔子曾於杏壇設教，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杏壇千秋，學風流芳。
君不見，此時此刻，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抒發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淩雲壯誌，表達的是報效祖國的拳拳之情。現在的曲阜師範大學之所以建有杏壇學院，說不定正含此意，以資鼓勵。孔府，即“衍聖公府”，位於曲阜城中心，孔廟東側，是孔子嫡係長支居住的府第。據說，孔府與天上的北鬥星有一種神秘的聯係。因其建築構成北鬥七星的形狀，衍聖公每年八月都要接北鬥祭祀奎星爺，以示孔府“同天並老”，富貴無邊，因而號稱皇皇“天下第一家”。
和尊榮肅穆的公爵府邸相比，我更鍾情於鐵山園。奇花異石，涼亭曲橋，在一池清水的映襯下，幽深古雅，令人回味。而孔林則是我國時間最久、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氏族專用墓地。林內老柏古槐，青翠蒼鬱，樹種之多，麵積之大，堪稱一大人造園林。置身於林中孔子墓前，仿佛依舊清晰感受到孔子思想文化脈搏的怦然跳動，讓人高山仰止，萬世尊崇。
雖說都是在三孔活動，但活動的內容卻有所區別。在孔廟是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在孔府主要是了解曆史演化過程，而詩社的主要活動，也就是交流創作體會和朗誦佳作，則一定要安排在孔林進行。不為別的，就因為孔子的陵墓在這裏。平時口口聲聲都說自己是孔子的弟子，詩文究竟如何，要在孔子跟前賣賣詩文才知道。也就是在這種時候，我們一個個才會徹底放鬆自己，儼然以詩人自居，或慷慨激昂，一派先鋒詩人作風，或搖頭晃腦，滿嘴“之乎者也”，仿佛古典大師複生。
社長自稱是當代李白，常常以茶代酒，舉著茶杯高聲吟唱：“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街上酒家眠。”隨後將一杯茶水一飲而盡。春複向來憂國憂民，此時也不忘民生疾苦，因而贏得“杜甫第二”的美譽。“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假裝捋一捋光禿禿的下巴，仿佛杜甫在唐朝時候就原本如此。少軍是宋代詞人柳永的超級“粉絲”，舉止言談皆一板一眼，就像柳永的詞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陶醉得幾乎要閉上雙眼。詩社唯一的女成員小於，看似弱不禁風，實則大氣磅礴，自然把自己比作李清照了。“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她吟誦道。多麼壯懷激烈、氣度不凡啊！而我因為來自西部一個偏遠省份，且又是高鼻梁深眼窩的少數民族，就權當自己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普希金了。“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不要心急，不要悲傷……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會過去，而那過去的，都將會變成親切的懷念。”我也滿懷深情地抒發著胸臆，或許是最後這兩句最能反映我們彼此的友情，大家夥止不住狂跳起來，覺得還不過癮，就索性將我團團抱住，然後再撂倒在地上。後來我每每翻看以前這些舊照片，就覺得特別親切和留戀過去的生活，隻是對社長把我們比作“建安七子”的說法有點異議。照片是黑白色的，因為是秋季拍的，又是在孔林，顯得有些淒涼。問題是我們在鏡頭裏一個個背著手，低著頭，而且還是一個跟一個在行進。我就感到很是好笑，這哪裏是“建安七子”呀，分明是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