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高考製度的恢複，讓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各界青年，一夜之間美夢成真，成了大學的一名學子。這一群體最大的特征就是年齡參差不齊，最大的與共和國同齡，早已兒女繞膝；最小的剛剛走出校門，充其量十八九歲。
我也有幸成為這個群體的一員。特別是來自一個偏遠省份，生就一副高鼻梁、深眼睛的少數民族麵孔，自然引來不少好奇的目光。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則是溫暖的關懷和親切的交流。甚至不知不覺間同學們索性開始叫我“寶貝”，就像一個昵稱似的，聽上去尤其順耳。即便現已時過境遷，物是人非，隻要有同學自遠方來，依然這樣叫我的名字，仿佛就像昨天，讓我心中充滿了懷想。
同窗四年，寒來暑往，有許多人和事已經銘刻於腦海，留下難忘的記憶。現如今，有的同學已經成為學科帶頭人，學術上自成一家。有的則是造福一方的父母官，為發展地方經濟殫精竭慮，辛勤奉獻。有的也許退休在家，或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或編纂文集，正在發揮餘熱……
我自小敬仰學者和教授，雖幾經努力陰差陽錯，卻也初衷不改，堅持不懈。不過不在意頭銜和虛名，而是打內心樂於潛心研讀，特別是同學那些充滿智慧的學術成果，隻要碰到了就愛不釋手，如同戀人一樣，“一日不見，如隔三秋”，那種如饑似渴的癡迷程度，就像是出自於自己筆下一樣，幾近極致的境地。
張瑞甫，大學教授，研究生導師。我之所以第一個提及他的名字，完全因為女兒的哲學專業，先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後來是在北京大學。早年我們上大學，雖說也有哲學課，卻不曾引起我的興趣。一則這是一門公共課，得過且過就行。二則太過枯燥，不要說亞裏士多德的形而上學，柏拉圖的“四線段”比喻，讓人雲裏霧裏不知所雲；就是那些多如牛毛的一個個拗口學派，記不住名字不說，而且往往張冠李戴，貽笑大方。可是女兒偏偏學了哲學，從大學到研究生，同樣一個專業，始終樂此不疲。
我就自然想起張瑞甫，一個憨厚卻又執著的“哲學迷”。當別人都在為必修課緊張複習之時，他卻手捧一本哲學讀物，一邊讀，一邊不停在本子上記錄著什麼。有的時候同學發現他雖然手翻著書頁，眼睛卻望著遠方，而且口中念念有詞，好像是在和一個偉人交流著什麼一樣。
我清楚記得張瑞甫當年的樣子：一頂藍色帽子，一身藍色衣褲。到了冬季就套上袖套，衣服領子也換上栽絨的，而且動輒縮著脖子，雙手也交叉塞進衣袖裏，給人一副很冷的感覺。
走路不慌不忙的他，說話也是不緊不慢的，見到我時“寶貝、寶貝”叫著，一口的魯西南口音。印象中張瑞甫在校時就在學報上發表了論文，這讓他越發對哲學傾注更多的心血，而且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不僅留校成了教授，而且因為創立“人生最優化原理”和“社會最優化原理”，多次榮獲國家和省級重大獎勵，並且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成了一名赫赫有名的大學者。
韋建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因為在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方麵的突出成就，曆任陝西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全國高校外國文學教研常務理事。
我和韋建國都來自新疆，他是壯族，我是維吾爾族。在校期間我們一直在清真灶吃飯，因為長期生活在多民族居住的邊城伊寧，他就多了幾個舌頭，維吾爾語俄語說得呱呱叫，讓別人羨慕得不行。
從名字上就能知道他是1949年生人，加之又是帶薪上學，無論閱曆和經驗都在許多人之上。他告訴我們上學之前他還有個俄羅斯名字，這就注定他和俄羅斯文學結下不解之緣。所以當所有同學都選擇英語為必修課的時候，唯獨他選擇了俄語。而且從此進出於外語係大樓，成了俄蘇文學的得意門生。
自古以來成大業者都有遠大抱負和宏偉理想，並為之不遺餘力，持之以恒。無論是他暑假回家，搭乘一輛運煤車不辭行苦來到我家，還是我們深夜上氣不接下氣，攀爬東嶽泰山極頂，抑或到校農場參加摘棉花勞動，自力更生解決吃飯問題，韋建國都給我們灌輸這樣一個思想：學問是苦出來的，事業是創出來的。
正因為如此，大學畢業後，他才沒有沉醉於“知足常樂”和“隨遇而安”的安樂窩裏，而是朝著既定的目標跋山涉水、勇往直前。先是任教於伊犁師範學院，後又赴俄羅斯和中亞工作和講學。甚至回歸故鄉廣西民族學院一段時間，最後來到陝西師範大學，主修中外比較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