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覺得紅——這色彩與女人的命運有種潛在的秘密關聯，而在電影中，它更經常與國家、革命、戰爭發生關聯。我最早關於電影的紅色記憶不是《閃閃的紅星》，也不是《紅色娘子軍》，而是驚悚的《畫皮》中的血。那時大約六七歲，把魂都快嚇沒了，可能就此落下了愛看又怕看恐怖片的病態心理。
沒有比蘇聯戰爭電影更能說明紅色的了。在那些紅色影片席卷時，我還遠未到被革命精神感召的年齡。我隻依稀記得《列寧在十月》中瓦西裏的台詞，他說，牛奶會有的，麵包會有的。記住這句台詞不是因為它兆示了革命的美好前景，而是因為“麵包”這個詞語，在以饅頭包子為主要早點的年月，誘人的麵包使我垂涎欲滴，十分向往。當然，這句話後來早已超越了對一種點心的期待，而成為一句具有更廣泛意義的人生勵誌格言。
僅從那些片名你就能感受到那片壯麗的紅色：《列寧在1918》《蘇維埃國家》《烏克蘭保衛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蘇聯好像是戰爭電影的故鄉。這些電影全都燃燒著熊熊的革命火焰，如果我是那個時代的青年男子，我的理想一定也是像斯坦貝克的小說《月亮下去了》中的詩人中尉托德一樣，“他希望能夠戰死在戰場，讓義母站在他背後流淚，領袖呢，在這將死的青年麵前，顯得既勇敢又悲切。他常想到他的死……舞台後麵響徹著瓦格納音樂中的隆隆雷聲。他連臨死前的遺囑都準備好了”。
是的，在那個被紅色電影燃燒的年代，一定有無數血液沸騰的年輕人像托德中尉一樣，隨時準備為國家獻出自己，爾後在每年的祭日，有位娜塔莎那樣的清秀姑娘含著淚水來到他葬在白樺林的墓碑前，獻上一束潔白雛菊。
《靜靜的頓河》是另外一種紅色，它不圖解革命，而用史詩般壯謐的畫麵表達革命、情感與人的關係。這樣的電影還有《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夏伯陽》……它們展現的革命構成不僅僅隻有武器、鮮血、破碎的紅旗、砍翻的戰馬，還有淚水、尊嚴與愛情。
一位六十年代末生的朋友最想去的地方是俄羅斯，他想看看紅場，聖·彼得堡，看看那些凝重的灰色城堡，山楂樹白樺林。他是看那些紅色電影成長的，那些澎湃的，俄羅斯式的情懷植入進他和他那代人的靈魂裏，以及還有那些優秀的片子，《山村女教師》《兩個人的車站》《辦公室的故事》……伴隨著雪地裏拉響的手風琴和卷舌音的憂鬱歌唱奠基了他們一生的審美。
在網上社區看到一篇談蘇聯電影的文中寫，“俄國的電影裏有卑微如螻蟻的小人物，但卻從來沒有輕薄如紙的人生。”是的，這就是滄桑而深沉的俄羅斯，被烈性伏特加浸泡的民族，西伯利亞的冰雪也不能使之冷卻。但是，蘇維埃失去了，托爾斯泰，普希金死去了，蘇聯成為了“前蘇聯”，壯烈的衛國戰爭和一個時代的信仰永遠成為紅色回憶。
據說那些昔日的蘇聯影星晚景不少都很淒涼。《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主角在現實中孤身住著簡陋的兩居室，夢想是買一部錄像機；《這裏的黎明靜悄悄》中金黃短發、翹鼻子的女中士基裏揚諾娃不得不在55歲的年紀賺些錢貼補家用，為記者幫她清洗了一床客廳地毯她高興不已；在紀念衛國戰爭三十周年拍攝的電影《解放》中飾演蘇軍大尉的男演員在屋內喝著悶酒度過了他的六十歲生日……如今的蘇聯電影在國際電影市場也已式微，賣座率與名聲遠不及日韓片。盡管如此，那些電影曾經的輝煌仍然在一代人心上鐫刻，還有那些深情的電影插曲，一響起，在對應代際的人心中，等同於大地6級以上的顫栗。
我沒能經曆那個紅色時代，我看過的台港片和歐美片遠多於前蘇聯片。我的不少淚水都是為都市愛情流的，而不是為祖國與革命，即使偶看戰爭片，也多是美國數碼製作的炫技大片，那裏隻有令人心悸的最新式武器最超前戰術，但是，沒有憂傷。
不知道這是否是我這一代信仰脆薄的一個原因？我們沒能領受紅色的激情施洗，隻在欲望越來越紛擾的年代築起小廟，供奉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煩惱，快樂與情感。
有時會揣想那個紅色年代，人們走在街上，身體被一些崇高的情緒鼓動著，漲滿著——讀書時我住在省委大院旁，不止一次碰過有人哼著革命歌曲從身旁經過，有次是位三十歲左右，衣著簡樸的女人，她邊騎車邊一路唱著“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她麵龐發亮，嗓音清脆，我當時是個內向靦腆的女孩，對她的歌聲感到非常吃驚！她怎能如此放聲歌唱？她一路唱著過去了，像一切胸懷革命理想與陽光的人。我一直記得她的樣子，那是多麼令人羨慕的人生狀態！飽滿，激昂，不為任何磨難折服的意氣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