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森時常想，評價很多事情對錯和值得與否，往往都取決於未來自己變成什麼樣子的人。人的過去和曆史一樣，是由後來人蓋棺論定的。
如果某天她和自己的親姐姐一樣，從乖乖女成了大齡剩女，三十二歲的交際圈狹窄的市博物館講解員，每天奔波於一場又一場的相親中、尋找一個門當戶對、平頭正臉的男人充當歸宿——也許她會因此對大學二年級的十一長假抱有深深的怨念和悔恨。
那個慌亂的長假中，她放開了一個平頭正臉的男人。
許多往事在腦海中念念不忘的隻是一個場景，慢慢地賦予了自身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意義。或者說，它已經升華成某種感覺，儲存在記憶的角落裏，稍一觸碰，就在心田彌漫開來。
彌漫的是什麼——這是無論如何形容都永遠不可能貼切的。
所以，每當別人問她，究竟為什麼和徐誌安分手，她想到的，並不是那個陽光下雙手插兜眯著眼走神兒的少年——雖然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他都是他們分手的誘因。
腦海中蒸騰著的霧一般的畫麵，其實是列車，深藍色的夜空，一閃而過的橙色路燈，鐵軌“哢嗒哢嗒”的響動，乃至鄰座睡相恐怖的大嬸。
其實，在夜奔的某一刻，一切就都寫好了結局。
9月30日晚上，陳曉森坐在奔向北京的夜行列車上，盡管是軟座車廂，但是坐得太久屁股也會有些痛。身邊的陌生女人已經熟睡，臉微仰著側向自己這一邊，嘴巴自然地張著，顴骨突出、臉頰凹陷，醜得嚇人。呼吸間伴著若有若無、時強時弱的鼾聲，氣息淡淡地噴在陳曉森的脖頸間。盡管女人閉著眼睛，可是仍然帶給陳曉森一種被視線籠罩的不安全感。
她無奈地轉移視線，安靜的車廂裏除了微弱的鼾聲，就隻剩下列車駛過鐵軌接縫處時發出的有規律的響動。陳曉森始終處於一種混沌而清醒的狀態。被鐵軌聲和光線不明的車廂催眠，卻又舍不得睡。
對，就是舍不得。
周圍到處都是人，可是其實一個人都沒有。他們都很陌生，他們都很沉默，隻有她睜大了眼睛，隻有她自己存在。
平常即使閑暇也往往會找些事情做——時間就在食堂、宿舍、教學樓的往複中，電腦前網絡後一遍遍地刷新中，自己都無意識的情況下，慢慢流逝。
她回頭，看不到自己的軌跡。
上個星期天做了什麼，為什麼作業又是臨時抱佛腳抄室友的？既然沒學習，那為什麼好不容易借到的全套的《銀魂》DVD到現在也沒看？
我真的活過嗎？
陳曉森不敢肯定。
隻有此刻。她清楚地聽得見自己的心跳，摸得到自己的靈魂。
原來靈魂還在身體裏。
原來她還存在。
那一刻她突然很想哭，她想向上帝耶穌佛祖如來一起禱告，請求他們，讓這列車永遠不要停下來，在深藍的夜色中，伴著零星的路燈和安眠的稻田，開向無所謂的遠方。
不要黎明，不要終點。
仿佛她的靈魂是露水，見光就死。
陳曉森是個平凡的女孩。
平凡的五官，平板的身材，平靜的表情，平庸的智力，平整的人生軌跡。當年同學聊天提到周迅有部新電影上映，名字叫《明明》，坐在外圍看雜誌的陳曉森無意中聽到了，抬起頭問：“叫什麼？《平平》？”
《平平》，莫非這部電影講的是她和她的姐姐？
陳曉森的媽媽是中學老師，爸爸是大學老師，既不是重點中學也不是重點大學。家裏的房子不大不小，存款不多不少，對兩個女兒基本上也沒有太多的期望和要求，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過一輩子就好。
他們都不知道，陳曉森很討厭疊詞。
所以新年的時候她捏著徐誌安的賀卡，對著扉頁中的“紅紅火火、平平安安、健健康康、順順利利、快快樂樂”看了許久，然後還給他，說：“你寫字的時候結巴嗎？”
火車終於還是到站了。雖說是初秋，但北京早晨的空氣仍然有點兒清冷，她沒穿太厚的衣服，因為徐誌安說中午的時候會很熱。許多乘客早早地就把行李準備好，過道裏塞得滿滿的，車剛一停就急著下車，推擠著向前走。陳曉森不明白這些人究竟在急什麼，好像被別人搶先了就是很吃虧的事情似的。
她坐在原位，靜等著人走光。
透過窗子，看到徐誌安。他穿著黃色的長袖T恤和深藍色的牛仔褲，從遠處跑過來，大腿圓滾滾的，好像又胖了些，而球鞋還是髒髒的。
看到他，陳曉森才確切地記起他的長相，然而分開後一轉身，好像就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