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在陪都上清寺的辦學
國立戲劇學校師生從萬縣到重慶是元宵節後的事了，大部分師生是分班級、分期、分批集體乘輪船抵達重慶的，有少部分教職工是隨運載教學設備、行李的木船離開萬縣的，這部分教職工到重慶的時間要晚些。首批乘輪船離開萬縣的10人，是1938年2月17日，到達重慶時是1938年2月18日15點過；其餘同學，以後陸陸續續到達重慶，2月底基本到齊；個別在途中滯留較久的同學，到達重慶已是4月份的事了。首批到重慶的人員，先住曾家岩"知還山館"，那是一幢兩層樓的宅子，房間不多，很狹窄。此時寒假將盡，餘上沅校長等一麵積極活動尋求另外的校址，一麵積極準備開學。在重慶各界支持幫助下，覓得上清寺140號為校址，那是一棟連地下室共三層的樓房，長約百米，樓房一麵臨馬路邊，一麵是一片山坡莊稼地。經過一番修繕，並在山坡地與樓房之間搭起一座寬大的席棚作為活動場所和飯廳，這樣，除了辦公室、教室，還有男女生宿舍，地方較"知還山館"寬敞多了。在臨街的二樓一間門麵上掛起了"國立戲劇學校"的牌子，作為校門。盡管簡陋，國立戲劇學校的師生們總算又有了自己的學校了。
經過一番積極準備，1938年2月28日，國立戲劇學校在重慶上清寺開學。
全麵抗戰初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條件形成，國內矛盾已經受到民族矛盾的製約，國共兩黨的鬥爭也在共同抗日的大局下得到緩解。作為陪都的重慶，隨國民政府中央黨政要員的入住，各機關、部門的遷人，一時成了國統區政治、文化的中心，吸引著各界名流的紛紛趨集，促進了重慶抗日民族激情的高漲。國立戲劇學校遷到重慶後，與學校相關的一些情況有了新的變化。
首先，1938年3月，陳立夫在重慶就任教育部長，主持製定並通過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案》、《教育實施方案》。4月，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成立，為加強戲劇藝術教育，發揮戲劇之最大功能，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設置了專門主管戲劇的機構人員，中國現代話劇奠基人之一的洪深任戲劇科科長；在中央宣傳部設置電影戲劇事業處（後改為藝術宣傳處），教育部亦指定社會司主辦全國戲劇教育。鑒此，國民政府遂將國立戲劇學校改屬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管轄，國民黨中宣部不再直接參與管理。
其次，原校務委員會主任張道藩因故被免去了教育部次長職務，改任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去了，校務委員會主任張道藩的改任，削弱了張道藩對國立戲劇學校的控製。
再次，接替張道藩任教育部次長的顧毓琇（一樵），不僅是一位被譽為"國際桂冠詩人"，學貫中西、文理兼長的著名科學家，也是一位有不少劇作的戲劇喜愛者。他曾與餘上沅、聞一多、熊佛西、梁實秋等同船赴美留學，在美國留學期間，又與梁實秋、餘上沅、聞一多、熊佛西等人一起倡導"國劇"、編劇本，並在波士頓共同演出了由他改編的中國古典名劇《琵琶記》，顧、餘兩人在戲劇藝術方麵有較多的共同語言，交往頻繁。餘上沅校長在長沙時提出的，將國立戲劇學校學製由兩年製改為三年製的方案，得到了顧毓琇等的支持，並為教育部認同批準。學校由兩年製改為三年製後，經費也從過去由中宣部和教育部分撥的每月3600元-4200元，改為直接由國庫按每月6000元撥給。加上國民政府為了保證戰時教育的維持和發展，決定對淪陷區和戰區內遷學生和教師實行救濟，於1938年3月，教育部頒布了《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戰區學生貸金暫行辦法》，開創了有史以來廣泛地對學生發給貸金或供給夥食的先例。貸金足額，每人每月8至10元，貸金半額，每人每月4至5元。各大中學校對學生實行貸金製，學生們幾乎都拿到了貸金。這些對再次辦學於"國都"的國立戲劇學校的再發展是有利的。
但是，國立戲劇學校由長沙遷到重慶，也給國立戲劇學校辦學造成了暫時的困難，校舍的選擇修繕，原有師生的散失，新的辦學環境、氛圍的營造，這些都是需要國立戲劇學校師生們重新開拓的。由曾家岩"知還山館"到上清寺140號，解決了師生們落腳的基本問題，使師生們有了自己的學校。師生的嚴重散失，給學校工作的正常開展帶來了嚴重的問題，原在長沙的專任教師跟隨學校到重慶的已不多，陳治策、向培良、胡葵蓀、胡投、朱之倬等都沒到重慶來任教，穀劍塵到重慶後也因故離開了學校。學生中，二屆的在長沙時就隻有19人，在上清寺開學時隻有16人，在長沙和重慶期間，石蓮馨、王大化、江蘊端（江村）、趙鴻模（牧虹）等先後離去，到7月份畢業時，隻剩下13人；三屆的也流失了不少，長沙時的34人到重慶後隻有27人。另外，劇校遷到重慶上清寺後不到半年時間，教育部就下令裁撤了在長沙時創建起來的"研究實驗部"，嚴重影響了餘上沅的辦學規劃，中斷了"研究實驗部"正在從事的《戲劇大辭典》編輯等戲劇研究工作。